清华校长梅贻琦有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出这句名言时，梅贻琦正式发表就职演讲，在国家积贫积弱时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希冀用教育来扭转羸弱的中国之命运。
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历史随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战争和苦难始终笼罩在这篇古老深邃的苍茫大地之上。民国时期，风云变幻，各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而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受制于国家命运的变迁，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与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辜鸿铭、胡适、章太炎、傅斯年、梁思成、金岳霖·······这一个个自带光芒的名字如黑夜里闪耀的群星，给漆黑一片的中原大地带来了珍贵的精神与文化之光。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之后，与国家的强盛伴随着的是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需求，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成为亚洲领导国家的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虽然曾留学日本的国民政府最高司令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早有预见，并在7月17日发表了名为“最后关头”的庐山讲话，警醒民众与军队做好应对全面战争的准备，但国力衰弱的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却兵败如山倒，连连失利，东三省与北平很快沦陷。
国家危急时刻，身处沦陷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大学的学生与教授们不得不南迁逃亡长沙，有的教授为了能减轻行李的重量，只带了身上一套可以换洗的衣服，生活用品也是能省则省，但对于学校里的大捆的书籍、实验器材、教学器具却视若珍宝，一件也舍不得丢弃。
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受命前往欧美游说，希望得到英美等国的抗战支持。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忙于向各方奔走呼号，在短短的51天内发表了56次演说。1937年12月30日，胡适从大洋彼岸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
早在抗战以前，清华建筑系的开山鼻祖梁思成回国成立了营造学社，并出任主任一职，为培养中国的建筑人才而费尽心力。为了编撰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专业书籍，梁思成携林徽因走遍了中国的古城村落，亲自考察了尚存的绝大部分古建筑，梁对于发现的木质结构建筑的外观进行了仔细的临摹与研究，并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古建筑——南禅寺大殿，这一发现将中国现存最古老建筑的记录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并彻底推翻了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要观看唐代的建筑，必须去日本奈良的定论。”
抗战爆发后，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随着大部队迁往了南方，他的古建筑研究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经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最终落户于云南周庄，西南联大就此成立。然而，在战争环境中，学校不能正常运转，教授们只能靠政府拨发的微薄补助金过活，梁思成的营造学社由于不是被政府列为编制的机构，所以得不到运作经费，整个学社运营十分困难，有时候吃穿都成了问题，这一点，从林徽因写给她的异国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
尽管环境险恶，西南联大还是为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何泽慧，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彭佩云，汪曾祺等不胜枚举，好不夸张的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说，这个世界上的大师总是扎堆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样的大师，二战期间，有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图灵等一批百年不遇的大师，按照历史规律，每隔几百年，这个世界就会出现一批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师们。
泱泱中华，神州浩土，民国的大师们一去不复返，而今的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发展，但是文化传承方面却出现严重断层，人心惶惶，社会风气败坏，这也是写出《南渡北归》这一史诗巨著的作者岳南发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感叹的缘由。
噫唏嘘，大师已逝，寒蝉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