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母 亲 （散文）
王宏奎
亲爱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8年了。在这48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写一些怀念母亲的文字，但因为年纪尚轻，阅历尚浅，对母亲平凡而高尚的人格和失去母亲的痛苦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和感受，特别是对母亲的生平了解的还不够详细具体，因而平时虽有一些冲动，但每次都不能成文。然而近来，在母亲去世40周年忌日即将来临之际，在经历了30多年军旅生涯的艰苦磨练和洗礼之后，用文字表达对母亲深深的怀念的感情和愿望在我的内心是那么的炙热和强烈！
一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凤翔县陈村镇，母亲姓庞，是一个贫穷的小铁匠兼焊匠的女儿。她聪慧贤淑，温柔善良，待人热情，孝敬公婆，尊重长辈，善处妯娌，当年在我们那个不算太小的镇子上还颇有些影响。1928年（民国十七年），舅爷用他的锡焊担子挑着一岁多的母亲，和外婆一起，领着不到十岁的舅舅，从凤鸣岐山的母亲的故乡——岐山县北郭乡北寨子村，碾转流落到了凤翔县陈村镇。一家人来到陈村以后，靠着舅爷的锡焊手艺养家糊口，先后租住过4个地方。由于穷，母亲只上了三年学就辍学了。但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知识水平远高于她的“学历”。因为她会认许多字，会给我们读一些通俗文学书，会讲许多好听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究竟她是怎么认识那么多字的，过去总感到是个谜。直到今年才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父亲工作的兴平县上过几个月的妇女识字班。由于她有基础，又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识字班的佼佼者——这当然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母亲长大以后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很多功夫读书。她没有。她最多的时间是在镇上的锡焊摊子上帮着外爷拉拉风箱，递递锡焊，或者锤子什么的。她偶尔会昂首看一看头顶的天空。看一看天空会不会掉下如已经被炸死的爸爸的小伙伴张奔所遇到的那种能把人炸得开花的黑铁一样的疙瘩。然后捋一捋自己的头发。她从父亲口中得知那是日本人撂下来的东西。她除了有时候帮着外婆做做饭以外，最拿手的事情就是给家里人洗衣服了。这件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在渠边洗洗涮涮的工作，却成就了她毕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改变了她的命运。
一个富家子弟，一个受自己老师的影响秘密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也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流经镇子中间的那条水流潺潺的小溪，而对这个穿着碎红花上衣温柔贤淑的洗衣少女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她也就很自然地认识了他。两个人碰面后都会很有礼貌的点点头，算是互相打了招呼。有时候也会说几句话，彼此都很有好感。按老辈人的说法，母亲年轻时长得十分秀气好看。那时候时兴早婚。从16岁上，家里就张罗着给父亲订媳妇。父亲与二伯不一样。二伯的标准是识不识字不要紧，必须是小脚；父亲的标准是既要识得字，又不能是小脚。媒人先介绍了一个女子，是料地村的，大脚，但不识字，只好作罢。后来又介绍一家女子，又识字，又不是小脚。但父亲心里已有意中人，虽不乐意接受，又不能给大人说，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闷在心里。当地旧时风俗，凡相了亲，两家人没啥意见，还必须等三天。若三天内不出事，三天之后就可以定亲；如果三天之内出了不太吉利的事情，这件婚事就只好告吹了。到了第三天中午，家里终于出事了：一个大瓷碗被人砸碎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当然他是“失手”打碎的。奶奶一见地上的碎碗片，大为震惊，赶忙叫媒人通知女方家里退掉了这件婚事。介绍的第三家的女子正是母亲。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父亲“暗中工作”的结果,至今不得而知。站在窗户外边偷听媒人严顺和爷爷奶奶谈话的父亲当时心里就乐开了花，和母亲正式见面之后更是高兴得没法说。回家之后，他自己先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个一差二错。难熬的三天终于过去，一切平安，如期订婚，父亲自是满心欢喜。
父亲和母亲的喜期是在1948年农历的腊八节那一天。听人说结婚前一天的晚上要给新人开脸，年轻而又好奇的父亲急于知道什么叫开脸，就跑到母亲在镇北边家什字所住屋子的外边，从糊在窗户中间的小镜片（玻璃片）上往里看，看见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给母亲开脸，也就是拿瓷碗片较利的一面给母亲刮去鬓角和耳朵周围的汗毛。一边刮，一边还不住的给母亲说着什么话。因为疼，她们一刮，母亲就往后一樉（当地方言。往后缩的意思）；一刮，就往后一樉。父亲正看得起劲，外婆在身后拍了他一把，非常和气的说：“要看就进去看么，在外头就不怕冻着？”父亲就随外婆进了屋子。正在忙着的那两个妇女笑着说：“明天就到你屋里去了么，看把你急的！”说得父亲红了脸。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在两家人族里人和镇上人欢天喜地地热闹了一场之后，一个很平常的旧时中国司空见惯的幸福的小家庭就组建完毕了。
母亲虽然个子不是很高，但却很漂亮。由于她容貌出众，知书达理，又由于她成了镇上大户人家的儿媳，一些不知内情的人，还总以为她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呢。母亲虽然嫁到了富裕人家，但却保持了穷人家朴素节俭的作风和自己尊贵的人格，处理家务事又是那么和善妥帖，以至于全家上下老幼几乎都称赞她。就连如今仍然健在的我的婶婶，一回忆起她这个至亲知己的姐妹，仍是热泪盈眶。
二
母亲嫁过来之后，过了一段难得的幸福平和的生活。她那美丽的脸上时常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母亲走起路来步幅小，但很轻快。那时候，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革命已经到了尾声，从小就爱看“水浒”、“西游”和进步书籍的父亲，在老师徐文哲的影响之下，义无反顾的跑到外边闹革命去了。家庭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由于出身贫寒，从小受苦，母亲非常热爱解放军。她不但积极支持父亲的工作，还热情参加拥军支前。扶眉战役打响后，母亲和村子里的青年妇女一起到参战部队炊事班帮厨，并拿出家里的酵头给部队蒸白面馒头，深受解放军战士的喜爱和赞扬。他们说：“陕西的老乡真好！”“咱一定要多打胜仗，报答陕西人民！”人民政府号召妇女们每人最少要给解放大军做一双军鞋，母亲立即行动起来，利用自己从小练就的女工绝技，夜以继日，纳鞋底，做鞋面，缝鞋垫，短短三天时间就赶做了4双又结实又好看的解放鞋，她也成了家乡妇女当中做军鞋最多的人。母亲还因此受到了县区政府的奖励。
随着全国的解放，已经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成为新生人民政府一名成员的父亲的工作也稳定了下来，但由于繁忙的建政、支前和剿匪工作，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和那些两口子都在农村的夫妻们比起来，就要少得多了。对爷爷奶奶的伺侯，对陆续出生的孩子的抚养，本来就是母亲的分内之事，何况她还是一个有着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的儿媳。虽然我母亲本人是贫农出身，我爷爷的个人成分是自由职业者，我父亲又是革命干部，可能因为他们和带有地主帽子的大爷并未分家的原因吧，加之村上总有人明里暗里从中作梗，本不该有的悲惨遭遇不断地降临在她柔弱的身上。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在农村、在老家的生产队和田野里辛勤的劳作着。她从不埋怨。她知道父亲工作很忙，比她忙得多；她很少向父亲诉苦。她知道父亲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工作，也常常为此感到又光荣又光彩。但她清楚地知道，父亲并不比她轻松。他虽然是人民政权的工作人员，但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的。刚解放那几年，残留的土匪太多。父亲抓镇反工作多次遇到险情。在父亲那些回忆文章中，最典型的要数《可恶的伪乡长》、《收枪小记》、《认敌为“友”》了。连我这个特别喜欢玩枪的正宗的军人看了父亲的一次次历险都为他捏一把汗。好在父亲总能化险为夷。母亲与父亲难得的相聚是在每年的盛夏、过年或母亲去父亲工作的地方探亲的时候。尤其是过年和盛夏这两个时段，父亲总要回来的。一个是农忙，一个是大年。那时哥哥还小，还帮不上母亲太多的忙。父亲要是不回来，农忙时她一个人可就要抓瞎了。当然，父亲回来后母亲也不想让他干活。她怕他累着，她只要他在自己身边，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摸得着看得见就好。她对知己的我的婶婶讲，“只要他爸在眼前，做啥都是劲。”她是个很容易知足的女人。这一年两次的难得相聚，对于才只有二十岁多的母亲来说，是多么的奢侈难得。但父亲不忍心看着母亲过于劳累，也常和母亲一起在老家那个低矮潮湿光线很暗的窑洞里推磨磨面；在场地里扬起连枷打晒新麦。村里的人都说，这时候就是母亲最为繁忙和高兴的日子。
母亲在家里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勤干家务，会干家务；她爱画画，更爱绣花；她爱讲故事，会讲故事；她爱做好事，善做好事；她爱父亲，爱孩子，爱一切人。她信佛，有一颗菩萨一样的心肠。凡有求于她的，从来不会推辞；凡是家里有困难的，她都会想方设法给予救济，东家一升米，西家一碗面，而且一般是不要人家还的。为这，她曾受到过爷爷的责难——因为自己家的日子也很紧吧啊。每当这时侯，母亲只是在一旁陪着笑，并不争辩。如果这是在家里富裕的情况下，也属平常；而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是在自己家里也很困难的时候，不是更难能可贵吗？
三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她打起我来下手不重，但很特别，很让你受不了。她从来不像有的当妈的那样打孩子的头，打孩子的脸，拿起啥是啥，想打哪打那；她不是这样。无论我做了多大的错事——村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我们几个孩子里最不听话、最能惹事的一个。“娃娃头”、“土匪头”是村上人给我的雅号。母亲处罚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拧。拧的地方也是固定的：屁股和大腿。她不拧别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屁股尤其是大腿根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可见我多么捣蛋，多么让母亲操心费神。我受母亲处罚最重的有两次。一次是六八年夏天，我把父亲寄回陈村镇上、大表哥交给我让我带给母亲的二十元钱花了个净光。那时候的二十元，堪比现在的一、二万元，那可是一家人的活命钱啊。而我把它拿来给所有要好的同学买了吃的喝的和铅笔小刀之类的东西，最后只剩下五分钱，我把它拿给正在麦场打场的母亲，还编谎说是我在街上捡的，惹得周围的妇女对母亲说：“看你娃多乖，捡了钱还知道交给你。”母亲当时高兴得合不拢嘴，摸了摸我的头说：“我娃乖，玩去吧。”我就一溜烟跑了。晚上，玩得不知所以的我早就把上午干的坏事忘了个一个二净，大摇大摆的回了家。前脚刚踏进房门，一眼看见了大表哥和母亲、哥哥姐姐等生气的神态，马上反应过来，转身就往外跑。但还是被哥哥给追了回来。母亲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她虽然仍像往常一样用她固有的办法教训我，但我明显的感觉她用的劲要比平常轻了许多。她只是一个劲儿伤心流泪——我确实令她太伤心了：不光花光了父亲寄回家的生活费，还给母亲撒谎——这才是母亲伤心落泪的主要原因。但从那以后，我变了，变得懂事了，变得沉默寡言了。村上许多人对我的巨大变化都感到非常吃惊；另一次是我头戴柳条帽扮成志愿军伏击敌人状，趴在对面崖上的酸枣树后边，用弹弓瞄准沟那边正蹲在渠边吸旱烟的坏蛋支书李万贵老父的光头——我的身后还跟随着像我一样趴着的十几个我的铁杆“战士”。我是队上顽童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只一弹，老汉应声倒下。晚上我就挨了打。母亲受到了支书的责骂。据说支书的老父头上并没有流血，只是起了一个包。我后来很长时间想不通——他为啥就不流血呢。他不流血就严重破坏了我叫他替他儿子偿还血债的计划。我一连几天对这件事情想不通。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特别是我母亲的许多不幸都是这个坏支书造成的。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拿我们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做事。我爷爷其实也就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自由职业者，而我父亲已经是共产党的县级干部了。你凭什么又是抄家又是拆房？我实在不明白这件事。
我的婶子年轻时对付几个不听话的堂哥的办法是等他们睡熟了以后用苕把打。他们都是大小伙，她又是个小脚，白天拿他们没办法。虽然她也只是拿笤把打打屁股而已。母亲不是小脚。母亲不这样。她说不能叫自己犯了错误挨了处罚的孩子在人面前很难堪。我至今不知道她当时说的究竟是“难看”还是“难堪”。不过这已无关要紧。为了贴补家用，减轻父亲的负担，她除了坚持参加农业社和生产队的必须参加的劳动之外，还起早贪黑精心经管着自家的那几分自留地，没黑没明的纺线织布，并在家里养鸡、养猪，尽可能地为家里增加一些经济收入。姑姑结婚的时候，父亲一再叮咛母亲说：可不许要人家的彩礼，这是政策，违反不得。母亲说我知道。办事的时候母亲还是给姑姑办得很体面很红火，还赔嫁了很多东西，看到父亲很是高兴，母亲自豪的对他说：“我可没要人家的彩礼，也没有花你的钱。这是我卖猪挣的钱。”每回看大哥散文集里那篇写母亲操劳不息的文章《孵小鸡》、《掀磨》，我都会禁不住流泪。每年，母亲都能在公社的收购站里交上一头等级为二级、重量为二百来斤的大肥猪。这一天，家里肯定会吃上一顿香喷喷的臊子面。
那时侯计划生育工作还不大受重视。母亲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然而，带孩子并不是她的主要工作。她的主要工作是孝敬公公（我的奶奶早年去逝），处好妯娌，做好家务，参加劳动。她的勤劳贤慧和善良当时在我们镇上，在我们那个叫水沟的小村子是出了名的。听到她英年早逝噩耗的时候，村上、队上、镇上的许多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为她流下了同情惋惜的热泪。她是被过度操劳和种种厄运夺去生命的。虽然他们后来告诉我罪魁祸首是那该死的流脑病毒。但我根本不信。我不认为是那样。我认为要是她能够早早像别的干部家属那样随父亲去了城市，去了宝鸡；要是那个坏蛋支书不把我们家仅有的三间厦房夷为废墟，要是我们不被错误的抄家扫地出门（那时是“文革”后期，父亲刚刚结束长期的下放学习到一个山区县当领导，离家很远，很难通讯，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母亲怎么也不会感染上这种病症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领着人到我家大呼小叫翻箱倒柜的可怕的情景，清楚的记得母亲紧紧护着我们神情紧张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家被封以后，我们和母亲被扫地出门暂住在村外一孔废弃的窑洞里挨冻受饿的情形。那窑口根本就没砌墙，敞着。母亲和哥哥抱了一些捆好的玉米杆堆在门口，为我们挡风遮雨。我总怀疑那可怕的流脑病毒就是那个时侯悄悄侵入母亲身体的。因为半年多以后母亲就因病离世了。母亲一生中不是没机会去城里。她有机会。她也不是不想去城里。她想去。她做梦都想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她曾带着我的哥哥和姐姐坐火车到坪头父亲工作的区上探过亲。我记得她多次给我们讲起这段幸福难忘的经历。由于方言的关系，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把渭河说成“迂河”。母亲做梦都想随着父亲，一直随着，永远都不分开。但她知道她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老家，不能离开没有人照顾的我的爷爷。于是，她终生就没能离开老家，没能离开农村。她选择了留下。
“我就留在水沟。我先不去城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对父亲说。
那是一个腥风凄雨暗无天日的下午。看着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子，母亲独自站在房子的地基上整整呆了一个下午，谁问她也不说话。就连我那善良的舅舅、婶婶和姑姑问她劝她，她也一言不发。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默默地安置好儿女们，悄悄的流泪。从此，母亲像变了一个人，步履蹒跚，神情黯淡，面无表情。加之又因其他事情受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就心小的母亲被彻底击倒了，从此一病不起。
她永远地留在了渭北高原灵山脚下那个名叫水沟的小村子。留在了那个古镇。她的年轻和美丽，她的勤劳和质朴，还有她的理想和遗憾，都留在那里了。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成就了自己完美的人生。她永远不会老了，她永远是那么年轻！谁也无法想象她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她的年轻和美丽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四
母亲一生没享过几天福，却从没忘记帮助比我们更困难的人。邻里们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次受到过她的帮助，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情却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件事是在我8岁的那年初冬，母亲用父亲寄回来的钱给我买了一件新绒衣，是对襟的，绿颜色，一直没舍得让我穿。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的同学晁永伯到我家和我一同做作业。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家里十分清贫，他们家就住在村口大碾子跟前，已经到冬天了他还只穿一件旧夹袄。等他做完作业要回家的时候，天上飘起了大大的雪花，十分寒冷，晁永伯冻得直发抖。母亲见状，立刻喊住晁永伯，进屋上炕，从柜子里取出她给我买的那件新绒衣，穿在了晁永伯的身上，而我却在母亲的劝说下极不情愿的穿上了哥哥退下来的有点破烂的略显肥大的旧绒衣。我清楚的看见，晁永伯是流着眼泪离开我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母亲因病去世后下葬的那一天，本村和外村前去送葬的队伍竟有一里多长。如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探亲回到老家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指着一身戎装的我说：“看，那是玉彦的娃。”
更有一些老人拉着我的手，对母亲的过早离世深表惋惜：“你妈命真苦啊。在世时帮了那么多人，如今你们都出息了，该享福了，她却不在了……”
“要是你母亲能活到现在，看到你们这些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那该有多好啊……”
在母亲病逝的时候，我最小的弟弟军奎还嗷嗷待哺。而我，也不过10岁的光景，早早就担当了保姆的角色。抱弟弟哄弟弟是我放学后的主要工作。清楚的记得1970年9月的那个下午，大人们叫我抱着弟弟到二伯和婶婶住的中间窑洞里去不要出来。这时我就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吼叫声，后来才知道他们把病重的母亲抬走了，抬到医院里去了——她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到那个虽然旧但却很温暖的窑洞。我再也没有见到我亲爱的母亲！
五
当远在麟游山区工作的父亲得知消息，风急火燎的赶回陈村镇医院的时候，看到的是已经昏迷了好几天滴水未进的可怜的母亲。他赶紧给宝鸡地委打电话。地委派了一辆天津吉普车赶到陈村镇，立即把母亲转到宝鸡县医院进行紧急救治。母亲在父亲和舅舅的陪伴下乘着那辆吉普车离开了陈村，离开了故乡……今年元旦，我回家看望父亲，谈起母亲从陈村镇往宝鸡县转院的情景，父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你母亲……一辈子……就坐过……一回……小汽车……”
由于病情沉重，母亲入院以后一直处于极度昏迷状态，父亲和舅舅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姑姑因为患病，两次叫姑父赶到宝鸡看望母亲。家乡的亲人们更是忧心如焚，许多人是步行60多里去虢镇看望母亲的。有一天中午，母亲忽然睁开了眼睛，嘴角微微动着，左手也动了几下，她是想给父亲说话，但又很难说得出来。父亲就和舅舅俯下身去仔细地听。这时父亲猛地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到麟游县工作之前回老家和母亲临别时，母亲曾笑着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不要让娃娃们站门角（当地俗语，意为受虐待或乞讨）！”直率的父亲当时还没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舅舅也听清了母亲的话——原来她这次叮咛的还是半年前给父亲说过的那句话。父亲当时就哭了，大声对母亲说：“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我会好好待娃娃们。我绝不会让娃娃们站门角！”听到父亲的话语，母亲深陷的眼睛流出了泪水，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此后一连几天，她再也无力作出想要说话的动作了，要么就是昏睡，要么就是瞪大眼睛望着父亲和舅舅，两个眼角一直流着泪，直到咽气。她是舍不得抛下亲人独自离去啊……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的心里还只有你的亲人和儿女，唯独没有你自己。伟大的母亲！
失去母亲后，一切都乱了套。哥哥和姐姐因为年轻，因为家务事经常忙得不知所措。姐姐为了给我们做饭，早早就辍了学。那时候，我吃惊地看到了父亲无奈的很真诚很脆弱的眼泪。我从来不知道在我们的心中如此高大如此坚强的父亲也会默默流泪。我这才知道母亲对于父亲，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母亲！我不愿意失去你！我愿意你时常在我们跟前。哪怕因为我调皮捣蛋你天天拧我，使劲的拧。真的！我不愿意失去你。过早地失去。
母亲，可以告慰您的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实现了对您的承诺，他没有让儿女们站门角，您的5个儿女家家平安和顺 。您不但有了孙子孙女，还有了重孙和重外孙女……
六
母亲只活了44岁。她的生命是平凡而短暂的，但却充实而饱满，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我就会想起母亲那勤劳坚强的性格；每当生活中走了弯路，我就会想起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每当在各种社会诱惑面前不能自持而产生错误念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母亲那朴实高尚的品格和严厉的目光，就会想起小时候她多次对我们说过的话：“娃呀，火心要虚哩，人心要实哩。无论走到哪达，你们一定要踏实为人哩……”
我深深地怀念您，亲爱的母亲！
1997年6月19日 初 稿
2006年1月8日 重 写
2011年月26日 改定于兰州家中。
致此母亲大人祭日即将到来之际，特刊发此文，以表达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王宏奎于2018年9月18日于兰州静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