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中国全面修正了以前“闭关锁国”的思维模式，以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同世界经济接轨。国家首先在南方深圳实行改革开放，用前所未有的胆略“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只要能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我们都要“敢闯、敢试、敢干、敢为天下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首创精神，大力引进外资，实行“三来一補”的加工模式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
如此同时，针对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建国时期的思想意识，又提出了解放思想，“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经济的新理念。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和“不要走错路、不要上错床、不要装错兜”的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新的理念指导下，国民经济从长期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快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之初，因为没有统一的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敢试、敢干、敢闯也就是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普遍现象。
“南风窗”打开了，它吹来了资本经济运作的新空气，同时带来的弊端是打开“南风窗”也飞进了许多苍蝇和蛟子。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光怪离陆、靡靡之音，价值观严重扭曲的拜金主义思潮、不良文化信息腐蚀与渗透，也如潮水般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理论基础。社会不良现象乘机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的“黄、赌、毒”，打架斗殴，抢劫、盗窃、流氓以及行凶杀人的各类刑事案件暴涨。在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各种刑事犯罪的打击迫在眉睫，只有对各类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才能弘扬社会的正气。鉴于以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拉开了“严打”斗争的序幕。
祖国西北，诺木洪地区如火如荼的“严打”斗争也和全国一样，分为二个阶段同时展开。
说起诺木洪农场就不得不说一下农场它的另一个代号~303信箱。303信箱那是建国初期，公安部为所有国防、科研、监管、兵工厂等单位对外保密而设置的代号。50年代公安部、劳改局对青海省下属的各劳改支队便于对外联系而授予的番号，诸如303、401、402、800信箱，它们分属香日德农场、青海湖农场和浩门农场。而每个农场还有一个监狱名字，诸如诺木洪是第六劳动改造管教支队代号303信箱。
第一阶段，严打农场内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扰乱社会秩序的公捕大会。
秋天的诺木洪，场部门前的那片杨树林已被风儿捎来的染料统一地染成了金黄色的秋装。一大早，架设在大礼堂会议现场的高音喇叭便响起来，场侦保科干警刘颖秋和农场子弟学校教师周惠，分別用浑厚的男中音和清脆的女声严郑地宣读着《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和《都兰县关于严历打击刑事犯罪的文件》。随后，广播里又响起周惠召唤的声音，敦促入会各大队侦保干事整理队伍排队入场。
会场外，按照昨天预演方案，农场大礼堂各个入口处都被侦保科干警和从各大队抽调上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基干民兵封锁把守了，我和另一人值勤的岗位是三棵沙枣树的主入口处，当时场武装部李贵鲜部长给我们每位值勤人员分发了长短武器，我配备了一把带枪套，可以斜挎的“五四”手枪和10发子弹。各大队、各学校参加入会的人员，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在大转盘处下车列队集合，由各大队侦保干事领队鱼贯入场。会场设在场部大礼堂的台阶上。一幅红底白字《诺木洪地区严历打击刑事犯罪公捕大会》的横幅会标在微风中颤抖。10时整，肃穆的会场，农场主要领导、都兰县公安局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场侦保科唐有国科长宣布大会纪律和都兰县严打斗争的文件决定。接着都兰县公安局领导宣布将犯罪分子押至会场，这时气氛更加肃静起来，人们交头接耳，翘首以待，议论纷纷，猜测谁将成为这次“严打”斗争的对象。据悉，犯罪嫌疑人都是头天晚上就由县公安局、县武警看押中队在农场侦保科配合下提前抓捕的。随着主席台主持人的话音刚落，一个个胸掛白底罪牌，上书犯罪名称和人名的犯罪嫌疑分子，戴着手铐被两位武警压低头颅快速揪向主席台一字排开。每念到一个名子，两位武警便麻利地薅住嫌疑人的头发，使他的面孔上扬展示，让人们看清他的真面目。这时，有的犯罪嫌疑人(那时没有犯罪嫌疑人这个名词)他会下意识地睁开眼睛，用余光斜视一下会场底下的人群。然后重新闭上眼睛，浑浑噩噩地听着对他所犯罪行的认定。而主席台底下，每逢遇到熟悉的人员是这次被“严打”的对象时，人群中会有一阵唏嘘声。最后是压轴的重头戏，只听主持人加重语气一声断喝“把犯罪分子陈东押上来”！这时，一个20岁左右车轴般的小伙子，五花大绑被两名武警战士压低脖颈，小碎步地押上台来。熟悉的人们一片愕然。陈东，当年20岁左右、诺农粮所的工作人员，他的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盗销粮库粮食和流氓罪被公捕。他当时和农场的一个王姓女青年正谈恋爱。公捕大会结束后，被剃了光头的陈东，裸露着上身被都兰县公安人员捆铐在场部水渠小桥的一组栏杆上示众。那时的法律尚待健全，还没有人犯的人格也受法律保护之说，游街示众是严打、公捕、公判大会标配，具有震慑犯罪分子的传统保留项目。现在，在法律健全的今天，才知道一切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法律统称人犯，包括犯人的人权也是不容侵犯的。捆烤陈东的那个姿势我至今记忆犹新，什么叫生不如死，脚不粘地？那是一种想站站不起来，要蹲又蹲不下类似于武术中“马步蹲裆”的姿势。中午，在毫无遮拦的秋阳炽烤下，他满身满脸憋得紫红，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滾落。长久的捆绑和毒阳的熏烤，加之他全身的重量全坠在手臂和腰间，疼得他面部扭曲，不断活动腿脚变换姿式，可是，能供他挪动的空间余地几乎就没有，在围观熟悉人的面前，他还努力地保持着一种漫不经心地镇定，可痛苦的表情掩饰不住他那撕心裂肺地痛。那天，陈东的女友王某不听父母的劝导也赶来看他了，不知道她见到他那一刻的心中是如何想的，在那个说什么话都有可能和阶级立场掛钩的年代，我们见到，她什么话也沒有说，一切在无言之中，只是泪眼婆娑地抚摸着他被警绳勒进臂膀的地方，陈东看了看她，也已悔恨的只有流泪的份了。押解的两个武警战士来了，王某赶紧掏出手绢给陈东擦去身上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陈东被带走了，带走时，可能蹲的姿势太长，他瘫在地上缓了很长时间。被带到了都兰县看守所羁押，据说被都兰县人民法院判了无期徒刑押往黑龙江某劳改农场执行刑期。
第二阶段，全国各地的“严打”斗争抓获的犯罪分子，根据公安部、司法部统一布署，有一大批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被判15年以上至死缓、无期的重刑犯，为了让他们永留大西北以绝后患。国家刑科以重典，京、津、沪、北、杭、广、等大城市，凡是被判以重刑犯的囚徒全都被注销城市户口永不准返城。西北戈壁滩上的监狱继50年代后，又第二次成为关押刑事案犯的重要场所，新疆建设兵团的部分团场也被扩充为监狱，成为羁押改造罪犯的监管单位。青海省原有押犯任务的支队，接省司法厅和省监狱管理局紧急通知，在做接犯前的紧急筹备工作。青海省原修建于50年代的关押场所也被要求“高筑墙、隔栅栏、扩监房”。为适应监管需要，第六劳动改造管教支队，抽调各科室、大队、机运队和场属各单位基干民兵约60余人，进行接犯前的“擒拿格斗”和“捕俘刀”的基础训练。
那时支队没有正规的培训机构和场所，只是因地制宜的从武警看押中队抽调两名武术略高的战士任教官。训练场地在医院西边的麦场，有时又挪到场部招待所南边的空地上。记得有一次训练“前匍匐”，当教官发出，成训练队形散开的口令时，队伍成两路纵队踏正步散开，这时每个人面前的地形就不一样了，有的有点稀泥、有的前方是一片虚土。青海的虚土由于没有雨水的搅拌，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虚土，它细而轻、厚厚的像一汪水，在太阳的爆晒下有些烫手，虚浮蓬松的就像干面粉一样，用手一捏瞬间就能从指缝中流走。有的人分到这样的地形想往左右挪一下位置，被教官发现后严厉制止，只好又站回原队形。教官在做前扑动作示范要令，要求两只肘及手掌在落地时要护住胸部不使胸部器脏受损伤。只听教官拉长声调“全体都有，目标正前方，前扑~扑”！扑字刚一脱口，人们按要求纷纷扑倒，队员李源利面前刚好有一池浮土，扑倒时再看，人已被浮土淹没，等他爬起来滿脸除了牙齿和眼珠白，其余像土猴一样土头灰脸地好不搞笑。一个下午的训练课时，教官没有让他洗脸，满脸的尘土让汗水冲的一道一道的，他的怪异的尴尬相缓解了训练的乏力，让大家高兴打趣了一下午。
通过一个月的训练培训，结业时，未来的全体监狱警官在支队篮球场做汇报表演，支队领导和武警看押中队的连长前来观摩。60余人统一穿新配发的蓝色警服表演了“擒敌拳”、“捕俘刀”“双人格斗”及队形操表演。虽然表演的成分比较浓厚，但是统一着裝的红领章和上白下蓝的警服为队伍增色不少，所以领导看后还是相当滿意的，高振武支队长勉励大家“你们是新一代劳改事业的工作者，一定要接过父辈的监管任务和钢枪，为圆满完成这次接犯任务，为做好新时期的监狱监管工作而贡献你们的力量”。
经过公安部、司法部与调接犯省自治区磋商，青海省接押浙江省十里丰、十里坪第二、三监800多名的重刑犯。与此同时，青海省第六劳改支队派出的接管小组也赶赴浙江，协助浙江方面的押解工作。1984年4月的某一天，有调犯任务的浙江监狱里，监墙上的看守兵力增加了一倍，黑洞洞的枪口指向身背简单行李正在狱内广场移动的队伍。调犯们以为这又是一次是省内的犯人调动，等宣布告知他们是调往远离浙江的大西北劳动改造时，队伍里发出一阵不安的骚动，惊恐的犯人私底下窃窃私语，看得出这时队伍里有一些反改造尖子紧咬着牙关，腮帮子上的肌肉明显地鼓了起来，有的攥紧了拳头，脸部表情表明他们的内心极度不滿的对立情绪。大墙上武警战士一阵子弹上膛的枪栓声，在调犯单位负责任人再三强调“让他们认清形势，如胆敢闹监反抗，那么政府必然采取的是非常时期非常对待的最严厉措施”。队伍秩序才逐渐趋于稳定。有一些重刑犯有明显扇动不配合的10几人，当场被戴上了戒具用专用囚车拉走。一声令下，调犯队伍在武装看押下，从武警持枪的人墙间浩浩荡荡地步出监区大门陆续登上囚车驶往火车站。
据后来被监管的犯人闲聊讲，当年在杭州市被剃了光头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自卫反击战上前线的解放军队伍。另一支是押往大西北改造的囚犯队伍。
按照预设程序，通往浙江某火车站一路的警灯闪烁。火车站被清场，头戴钢盔手持全自动冲锋枪，枪管向上的武警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全部实行了戒严，西行囚车的车厢里，调犯被要求按座椅设置位子坐。车厢纪律要求，一，车窗就是警戒线，严禁双手碰触敲击车窗玻璃。二，绝不允许开启车窗，若有问题需要干部解决要举手报告，经带队干部同意后方可站立说话。三，不准在走廊上走动，不准哄抢食物和饮用水，不准大声喧哗。四，车窗两边的衣帽钩，不准挂任何遮挡视线物品。五，列车运行期间除上卫生间外停止洗漱。
同时两省调犯领导小组和武警押送队伍协调，本次列车为全封闭的押犯专列，不允许客运段的列车员任何人上专车。一切列车开启钥匙交押送人员保管使用，联接车厢两头的车门平时要落锁，24小时全天候持枪密切注视车箱内犯人的动态。车厢巡逻由浙江监狱干警和接犯监狱干警两人持电警棍进车厢巡查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戴戒具的重点犯被按排在车厢两头便于控制观察的地方。这绝对不是没有假想敌的危言耸听凭空臆想，可以说这一专列的犯人都不是省油的灯，都是极端危险的反改造分子，否则他们是不会被押往大西北监狱服刑的。在他们当中有杭州市高干子弟轮奸案的主犯周某及马仔等，有开共和国先河，追随全国悬赏通缉要犯王宗坊、王宗玮俗称“二王”杀人越货的马仔王某等，有杀人的死缓犯。所以说整个列车仿佛就是一个火山口、炸药包。押运中语言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是引发意外事件的导火索。因此，车厢一角预留的10个座席是干警与押犯谈心，对新管押地的恐惧，和注销城市户口带来万念俱焚，疏导他们心理障碍的地方。全体干警都知道专列上800余名的押犯中死缓无期刑期15年以上反改造尖子占多数，他们全部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如遇寻衅滋事，在狭窄的车厢里干警被要求温和处理，以免引起矛盾激化挟持巡查干警为人质。干警的休息处是列车乘务员的小房间和搬上列车的几把椅子外加一节卧铺车厢。一切按步就班地布署停当，此时，车站没有欢快的送行音乐，没有告别的人群，在内燃机车一阵阵电喇叭鸣叫声中，在车站警车、摩托车和持枪肃立武警的枪林的严肃注视中。
西行囚车徐徐离开了站台，滿载着800余名被调往西北服刑的千里大调犯开始了西行的旅途。
做为建国34周年的共和国，较之50年代的国力有明显的提升。两次全国性的大调犯性质一样，条件却有天壤之别，50年代的大调犯用的是闷罐子车皮，吃喝拉撒全在闷罐子车里面，犯人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动态也不在干警完全的掌控之中。开车之时，只要铁皮车门一落锁，车箱里黑暗一片，任凭车棚顶上吊着的一只萤火虫般的马灯在摇晃。
而今，又一次因时代变革发展的需要，又一次铲除共和国肌体上毒瘤的大调犯。时代进步了，调犯用上了内燃机牵引的旅客客车，犯人的一切动态，透过车窗玻璃可以一揽无余地纳入随车监控干警的视线。
一路上，车窗就是警戒线的底线不能触碰，吃饭喝水由熟知犯人表现的浙江随车干警指派相对思想表现好，能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在车箱里派送。一到大站，列检人员戴袖标在当地公安人员的监督下检车，补充的食品也在武装看押的情况下，由当地供应袋装简易食品。夜间行车，当犯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更是干警特别巡视的开始。当列车行驶在西北黄土高原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车厢，列车广播又传来要遵纪守法的通告，同时为了缓解他们因对高原气候不适应而带来的内心压力，一曲那个时代最流行电子琴演奏的《潜海姑娘》轻柔舒缓地飘洒在车厢里。
列车跨过长江越过黄河，傍渭河穿行在巍峨的华山，驶过了黄土高原的古都西安、停靠过傍黄河而流的城市兰州。当列车驶过西宁进入青藏铁路海拔最高隧道最长的“关角隧道”时，车厢内的顶灯全部点亮，内地已是阳春三月，而车窗外的戈壁滩上还是春寒料峭的初春，昆仑山上皑皑的白雪，无言的看着这趟特殊的专列从它身边经过。又一次的太阳西沉，青藏高原上的青藏铁路，夜间奔驰的西行囚车，车灯刺破沉沉地夜空，专列犹如一条民间闹社火表演的周身灯光通透的巨龙，途经德令哈车站又在戈壁大漠中向西飞腾。凌晨约2点左右列车跨过“万丈盐桥”，远处灯火阑珊中沉睡的格尔木市遥遥在望了，囚车经过5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西部边陲重镇格尔木。格尔木，即是青藏铁路的终点站，也是本次押解任务的终点转运站。西行囚车鸣着电喇叭缓缓地停靠在站台上。今晚，夜幕下的格尔木火车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车站各出入大小道口，按一级警戒标准已被封锁清场，站台上灯火通明，在雪白的疝气灯光照耀下，只有泛着寒光的枪刺和青冷的钢轨。站内肃静无声，列车一阵并轨进入道叉的晃动，犯人们睁开睡眼朦胧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张望车窗外戒备森严的车站和一片闪烁着的警灯在眼前滑过。按两天行车思维惯例，他们猜测着可能又到了一个上水和补充食品的大站。这时，设在餐车上的押犯指挥中心的指令从手提对讲机中传来，“今天晚上全体押犯要在列车上过夜等待天亮后集体转运，要求各车厢内的全体干警加强戒备严守工作岗位，若有情况随时报告绝不可鲁莽行事”。同时，列车广播也再一次响起，告知押犯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格尔木到了，你们要在车上等待天亮后再转汽车，并重申了车厢纪律，要求他们做好自律等待下车。
当东方天幕的云层染起一轮红晕的时候。浙江监狱护送押犯的干警和武警向青海省监狱系统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告别，他们将在格尔木休息几天，然后返回浙江。
诺木洪监狱租赁格尔木兵站管线团运输连的30辆带蓬布的军车和农场20辆卡车全部奉命开进站台内待命。按预先协调，清一色的军车拉犯人，20辆农场车拉行李。列车以车厢为单位，25人一辆车，火车车厢一节一节依次打开放人。按事先编造的花名册分配上车。重刑犯被分散到30辆车当中，有闹监情绪带戒具的则被安排在车厢前面，由表现好的犯人暗中监视，一遇情况以敲击驾驶室车顶为号，车厢尾部为防跳车，用篷布全部封死以确保行车安全。
格尔木火车站距诺木洪监狱180多公里，行车用时4个多小时。为解决押犯途中小便和饮食问题，上车中每人发一块酱牦牛肉2只面饼，另多发一个塑料袋作为小便时用。
等一轮红日升高，冒出昆仑山犬齿状山峰的时候，50余辆的车队，在警灯闪烁、警笛鸣叫声中朝着太阳升起地方行进。人们都说历史的发展在某些节点上会有惊人的相同的地方，这次千里大调犯就是50年代大调犯的再现。只不过是条件变好了，一切调犯行为更富有人性化而已。
开路的警车引导车队拐下了青藏公路便进入农场的地界，车轮碾起的尘土弥漫，使两车之间随后押车的武警机枪手更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行至配水站大拐弯处，车队各驾驶室干警们的对讲机也在频繁地与指挥车遥相呼应报告位置。这次关押目的地是古时直通西域驿站的诺木洪大城遗址，千年之前，大唐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中的重镇，它那宽厚的干打垒城墙，而今已演化成关押流徒的监狱。调犯在外围的戒备森严的警戒中，按监狱对在押犯约200人一个中队的建制，各车辆分别按人员造册驶进各中队的院落。
月落乌啼，斗转星移。转眼间浙江调犯已经来到监狱二个多月了。他们也稍稍地适应着高原的气候，到底是年轻人居多，天冷他们还保持着用冷水冲澡的习惯。调犯中有几人是青海籍的犯人，他们对能调回家乡改造情绪相当激动，想方设法和中队的分队长套近乎，这些人后来被发展成狱中耳目，对狱内犯人思想动态的掌握起到了辅助作用。吃饭是以小组为单位，早中晚餐由小组派人去伙房领一桶熬萝卜片或洋芋块再或是炖甘兰菜。没有食堂餐桌，各小組犯人们就将盛菜的饭碗摆放在地上由值日生掌勺均分。翁森鹤，当年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众多刑事犯中政治犯的他还是受到尊敬的。他可以不用到院子里端自已的饭碗，自有人给他的饭菜送到宿舍，平时遇到荤菜，值日生分菜时还会往他碗里多加点肉。从翁森鹤昔日高高在上，今成阶下囚这点意义上，我受到的启发是，人，没有享不了的荣华福贵，也没有受不了贫贱之罪。正所谓“走到那步说那步”，祖先的教诲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每逢星期天是监号铁定改善生活的日子。也是所有在押犯们欢呼雀跃最冀盼的时刻，平时清汤寡水的菜汤杠子馍，在这一天被生活的改善所代替。届时，每人可以分得一块约2两重的红烧方肉块，一大碗南方人最喜欢的主食，浇了肉汤的大米盖浇饭和一份甘兰汤。晚上狱中的小广场坐滿了看电视的犯人，金星牌电视机放映的录像带是从西宁办事处录的《霍元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血凝》《陈真》和那个年代的《春节晚会》等港台的影视录像。
为了他们适应高原气候的反应，也恰值大田管理期间农活不多，监狱中队多以出零工为主，大多数人在狱内进行重新入监学习和队列训练。监舍的小院子就是他们操练的场所，每当夜色苍茫，晨曦还未露的时候、我们就要下监号督促跑操。那时沒有手机联系，记得王宏庆家住在大水渠南家属院，每天披星戴月地约他进监号。要是在桥上呼其名子会影响周围邻居扰民，于是我俩约定了一个彼此都懂得暗号学狗叫，每当我骑自行车路过基运队大桥时，几声宏亮的狗叫，不一会就见王宏庆家的灯亮了，碰面后简单说几句，然后两骑自行车走向监狱。当东方天刚放亮的时候，在下监号跑操干警带领下“一二一”的口号声响彻监狱的上空。当齐步走的行进时，队伍中又唱起了《积极改造歌》它的歌词是:失足教训永远要记牢，站起来振奋精神莫烦恼。放弃杂念，积极改造奔正道……。
当时我分在三中队，全体监狱干警都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岗位培训，许多监管知识也只能是干中学、学中干地学习狱政管理。在工作作风上我们也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眼睛一睁、干到熄灯”。
狱内的反改造尖子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调诺木洪监狱才几个月竟发生了几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有闹监抗拒劳动改造吞钉子的，干警发现后赶快送到医院，让其多服用韭菜及叶类蔬菜将钉子在肠胃里缠裹住排除体外。有抗拒体力劳动自残断手臂的柯犯，对付这样暴力自残之人，养伤期间也不能不迁就让其阴谋得逞放其一码，等手臂痊愈了还是要参加劳动改造的。在监管中我们釆取的是“讲求策略，因人施教”用“三个一样”父母对待子女一样，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教育、感化、挽救在押犯。三中队。也就是我工作的中队，当时的指导员是李振华、中队长刘银帮、副中队长郗建民。管教干事是我，万里泉是教育干事。三中队下设五个分队，后经微信、知情者回忆，当时各分队干警的配属。一分队，刘万林、王文其。二分队，李建华、廖大仲。三分队，徐勇、马超。四分队，师国强、李元利、五分队，尹伊、王宁。
1984年6月19日，是三中队干警永远铭记的日子。19号中午，二分队的牢头狱霸胡犯和叶犯在中午休息期间因一言不和，胡犯便用小板凳砸向叶犯头部致叶犯血流满面昏迷。接其他犯人到监狱内值班室报警后，三中队设在狱外办公室的干警在郗建民副中队带领下立刻赶到监号，我是內勤管教干事，立刻填写了监外提审卡片，叶犯由狱医杨明高医生救治，打人的胡犯则被提出狱外讯问。
在办公室戴脚镣戒具时，身宽体壮的胡犯开始漫骂并暴力抗法不配合，他的行为惹怒了当时也年轻气盛的管教干部们，他们义愤填膺，齐力将其摔倒，爬在地上一阵皮带绳子抽打其臀部后将其送入禁闭窒。夜里，禁闭窒值班干警通知大队部和三中队，是夜我值班当听到禁闭室来电话说:“你们中队胡犯有休克症状”时。等我们赶到禁闭室，杨明高狱医初步诊断是“疼痛性休克”，建议立即送场部医院。在农场医院，忘了我和谁一起去犯人病房看他，医生告知胡犯又因肾功能衰竭排尿困难，需要转西宁劳改局职工医院治疗。我们向前询问胡犯病情有什么感觉，胡犯半迷着仇恨的眼睛没说话，后来我让同事拿来一把钢精壶用细流将水倒向脸盆，试图用条件反射的方法引导他排尿结果无效。整个住院期间非人工导尿不可，不得已，场领导怎么研究的我们不知道，大概6月20几号胡犯就被转移到西宁劳改局职工医院了。在院治疗期间，支队领导为确保三中队干警不集体塌方式受处分，因为他们当时都是监狱管教事业上的中坚力量。同时也为了粉碎牢头狱霸胡犯抗拒不配合治疗，图谋追责干警的险恶用心。在西宁住院期间，对其实行教育、感化，满足了胡犯的在饮食上一切不合理要挟。
80年代的西宁。西瓜、苹果、梨等水果尚属稀缺高档果品，加之价格不菲，一般家庭只是少量买给老人或孩子尝鲜的。而服刑期间每月只有3元零用钱的胡犯只要提出来吃烧鸡、手抓肉、水果。支队领导授权、特批看守他的干警一切保障供给，只要他提出来看守的干警就会到大街上买来满足他，否则他不配合治疗。经常是在病房值勤的干警吃医院大锅饭菜，胡犯则在床上啃烧鸡、吃水果……
等胡犯痊愈出院重新入监后，养得又白又胖。吃馋了尝到了甜头又有反改造经验的胡犯在狱中又故伎重演要求特殊待遇。这一次的要挟已经不灵了，监狱里没有特殊的犯人，一切按监管政策对待。而三中队所有参与殴打犯人的干警除指导员李振华、中队长刘银帮、教育干事万里泉、分队长王宁等人外(当时指导员和刘队长他两人均先后进出过办公室，没有制止，实际上应负有领导责任)其他干警均由都兰县检察院裁定免予起诉。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办什么事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义气用事，仅凭朴素的工作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想来，作为我是中队管教干事参与提审尚属职权职责，事情发生在尹伊二分队，其他分队的干警帮助收拾管教胡犯而受处分，则确实是把整个中队看成一盘棋了，这就是现今提倡的团队精神。好在在政治上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丝后遗症。不管如今留在青海的，还是内调的。30多年天各一方的我们都划上了一个人生圆满的句号。
还有一件如今不太可能发生的脱逃案件，在当时没有监管经验情况下也发生了。分队干警带犯人出零工，按要求少于5人以下出零工需有2名干警看守，不需要武警派员看押。而图谋不轨的申屠犯(复姓)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乘出零工分散，干警疏忽乘机脱逃，好在2天后在北草原将其抓获归案，事后申报海西州检察院、法院给该犯加刑。而另一件越狱事件则是完全失职造成的。那时的禁闭室是相当简陋的，一切看守全凭肉眼监控。出了单间禁闭室短走廊、放风的便是一个简陋的小院，平时外界通小院的简易门是锁着的。这一天轮到田中跃和邹天敏值班让犯人放风，他俩据说是在屋里下棋，放风的冯犯和朱犯一看机会难得，通外界的门也没锁，他们简单一商量拉开禁闭室外门分头脱逃成功，等两位干警发现为时已晚。天渐渐黑了下来，也不便于寻找。第二天，监狱抽调大批的警力、马匹进草原，派车下茶卡、上格尔木火车站、汽车站设卡，一部分武警、干警在青藏公路设卡，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切全凭对冯犯的记忆，盘查起来难度特太大，设卡一周盘查车辆均无果而撤卡。
3天以后，在北草原抓到一个饥饿虚脱的逃犯朱某。而另一个逃犯冯某却是渺无音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属都兰县但居住放牧靠近玉树州草场的藏族老乡，骑马2天，行程约100公里到诺木洪农场医院给小孩子看病。住院间说有一位汉族年轻人在一个多月前被他收留正在替他挡羊，机警的医院医护人员赶快电话汇报给当时的改造科长桂子林。支队领导立即组织10几人的追逃队伍，以全免藏族兄弟的住院费为条件，让他当向导带足食物，领着10余人的追逃小组进昆仑山搜捕。崇山峻岭的昆仑山里，方园几百里不见人烟。据说，58年西藏叛乱的藏军就曾经裹挟着亦匪亦民的藏民及牛羊，被打散后消失隐藏在昆仑山一带的牧场上又变为牧民，他们熟知地形，所以解放军几次拉网剿匪始终不知他们的踪迹。这一次若没有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没有藏族兄弟的思想觉悟，你要抓到冯犯恐怕比登天还难。经过两天长途跋山涉水的奔走，看到了一座黑色的牛毛毡房升起的袅袅白烟，几匹凶狠肥硕的藏獒狂吠着冲到马队面前准备扑咬，马匹紧张的跃起了前蹄，有的扭头想跑，干警勒紧缰绳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准备自卫。正在这时，藏族老乡的一声呼哨，一阵藏语吆喝，藏獒翻着血红的眼珠冷冷地盯着马队老实了，老乡下马拴好藏獒，又骑马领着追捕队伍翻过一座土岭，啊！草原好美，白色的羊群散落在夏季的牧场中，周围山青青、草碧碧开满了狼毒花。追捕干警无心浏览大自然的美景，几十双眼睛紧盯前方的骑马人。
羊群中有一位身穿光板羊皮藏袍骑马挡羊的男子正在放牧，在老乡告知就是这位汉人时，武警、干警策马形成包围圈，冯犯一看情况不妙，刚想驱马逃跑，武警鸣枪示警连发的冲锋枪响了，在空旷的大山里形成了清脆的回音，逃犯冯某无奈只好束手被擒。有的干警想想一个多月设卡的辛苦，因他的脱逃带来的看守干部的处分，中队的荣誉，难免心情激动揍他几下。
憨直的藏族老乡马上制止说:“在我的眼里，他是我的客人不是逃犯，他在替我挡羊着呢，在我的毡房前你们不能打他，带走后怎么处理哪是你们的事”。由此而看出藏族老乡是多么的淳朴与憨厚。押解冯犯回监狱事后提审得知，冯犯和另一朱犯分头逃跑成功后，原始生存的本能告诉他生命离不开水，所以他昼伏夜出一直沿农场灌渠有水的地方走，后又改道沿干涸的河床溯流而上。逃亡的路上蚊虫小咬一直伴随着他，身上被叮得奇痒。往哪走到哪里去他一概不知，沿路能充饥的食物他都吃过。等逃到南山水电站，他一看牌子还是诺木洪农场的地盘，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只是到工人宿舍偷了些馒头衣服，好在荒辟的单位没有被偷的概念没有察觉，所以丢掉了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继续沿河溯流而上逃亡，等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他不再担心被抓了。
因为空旷寂静的昆仑山里只有潺潺流动的河水和偶尔闪过的黄羊野驴的身影，求生的欲望让他忘记了害怕，在偷的馒头快要吃完时，他终于听到远处的狗吠声。他顺着狗吠声找到了草场，找到了一架堆满牛羊粪燃料的帐篷。这里的地理位置是海西州都兰县与玉树州交界的一座山坳草场。几天深山旷野人迹罕至的徒步行走，疲惫不堪的冯犯彻底累垮了。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这次严打为什么把他们送到大西北的用心。好心的藏族牧民收留了他，他依靠在被子上，两眼紧盯着藏柜上摆着的奶茶和酥油糌粑。顾不上讨教如何吃法，只是凭感觉冲了一碗酥油青稞面糊，喝得大汗淋沥。这是他脱逃以来吃的第一顿热饭。
提审时干警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感叹地说:“放羊的时候静下心来，还是惶恐不安。想想浙江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有时很希望你们抓住我，想去投案自首又缺乏信心，有时候也想人生苦短，在大山里就这样了却一生算了，反正我也是个注销城市户口看不到希望的人，有时还抱着侥幸心理，准备在山里呆几年再潜回浙江看看父母”。看着面前坐在地上面目憔悴、戴着手铐脚镣的冯犯，这是一个拳击博弈被正义法律击败的人，此时，他一脸地沮丧，提审的中队干警也心生一丝怜悯，多了一些恻隐之心的人生感叹！但法不容情，冯犯属累犯，还是受到了法律严惩的加刑惩罚。30年后的今天，至于严打中那批被注销城市户口的犯人，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是否刑满后还执行那苛刻的附加条款，由于我调走了就不得而知了。
统观近几个月，监狱近一段频发的事件，监狱领导们痛定思痛，那时，尚属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没有各省市兄弟监狱之间取经的观摩学习，所能借鉴的也只能是青海省监狱管理局下发的《狱情内部通报》。监狱领导决定勇于开拓进取，根据草原监狱的特点，从各大队抽调20余匹战马成立骑警巡逻中队。在监狱内设耳目并成立“护监小组”用以加强狱情了解和狱內监管秩序。
进入8月底，面临大田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了，犯人们要参加大田劳动，在武警的押解下，犯人行进中的镰刀统一放在架子车上由两名犯人在队伍后面跟进。警戒旗布好，作业犯人再次下蹲报名核对人数，然后分发镰刀后进入麦田参加秋收，带队干警持警棍巡查，遇到犯人请示问题，要求他们必须放下手中工具，保持5米距离蹲下报告。收工报数亦然。由于釆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狱内外改造氛围大有改观。首先在大田劳动的警戒区，外有武警持全自动枪看押，内有代班干警的巡查，更有骑警策马飞尘地护围，有时骑警巡逻队7~8匹战马停在地头上一字排开，从阵势上就给有非份之想的亡命徒以极大的震慑，这也是西北草原监狱和城市监狱以及南方监狱有特別之处最大的区别吧！
为了巩固稳定浙江籍犯人的改造情绪，监狱允许犯人家属来青探监，那时虽然没“亲情餐厅”，但，在探亲期间可以多次和亲人会见吃团圆饭。浙江政发委也组织原十里丰、十里坪等调犯中大队领导以《浙江政法委赴青海监狱考察学习观摩团》的形式来看望原在中大队服刑的犯人，并在监狱大院召开了全体浙江调犯的见面大会，浙江政法干警要求他们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减刑。由于有一部分重刑犯已注销杭州市户口，所以在讲话中回避了争取早日回浙江等许多敏感字眼。大会结束后，浙江的干警分头看望了原浙江中队的犯人。
分别时间才半年，押犯们列队欢迎原来的老队长，一口浓重的浙江家乡话拉近了彼此的监管与被监管的距离，冲淡了哀怨、留下的只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最本真的人性。异地相见，我有理由相信，浙江干警们与在押犯绝对是常人与常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他们的眼角都有些湿润。有些犯人想握一握浙江队长的手，但又有一些拘谨。犹豫之中，浙江中队的干部没有以往职业性的威严，主动和他们的手搭在了一起，勉励他们要听从青海干警的管教。讯问了一些在青海服刑的改造情况和生活情况。最后问大家说:“家里的亲人都知道你们的通信地址吗”？此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知道！这里的收信地址是:
青海省都兰县三O三信箱！
他们回答的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当然也代表着一种努力改造的决心。另据当年的小道消息说，浙江考察团在青期间曾向农场监狱领导建议，修建新式在狱内符合针织类生产的厂房，让农场只负责地皮和厂房修建任务。而机器设备则由浙江方面提供，并负责原材料的供给和产品销售，其目的是用来料加工，工厂化作业方式以改善浙江犯人的生产条件。但基于那个年代还是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传统的思想认识。传说被三O三监狱决策者婉言相拒了。但几十年后纵观全国监狱和柴达木监狱的生产模式还是摆脱了纯农业发展的道路，基本都走向了狱内工厂来料加工的这条道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注:由于故事发生在诺木洪，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年代。文中对人和事的描写难免有模糊认识，如有不足或不对题之处，敬请知情者告知，我可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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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导: 微笑。
文字校正: 沙枣。
2018年5月13日
后记: 今天是母亲节，恰又逢我65周岁的生日。
仅以此篇小纪实文章，致自已和当年诺木洪的同事们，让我们共同记住走过的那段监管历程吧！衷心感谢“朋友圈”內全国各地的同事，同学，朋友们及我的家人对《简书》的关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