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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山歌唱情真。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部分即是从各地搜集的民歌而成，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山歌。可见，最早的时候，诗和歌可视为一类，它与后世所谓的诗歌含义又不一样。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汉民族创作和保存了众多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山歌。岭南地区的古百越民族后裔以好歌、能歌而著称，山歌是其中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歌》。

近世山歌首推“江浙山歌”，也就是古人常提及的“吴声”或“吴歌”。

中国的山歌可分为北方山歌与南方山歌两大类。北方山歌主要分布在西北边塞地区，大多集中在几个歌种之中。南方山歌比北方山歌分布广泛，几乎各地都有，大多以地名称之：江浙山歌，用吴语方言，称之为“吴歌”，客家山歌、湘鄂山歌、西南山歌、南方的田秧山歌等。

江浙山歌是对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山歌的统称。江浙山歌的基本形态多为四句体，旋法以级进为主，音域比北方山歌窄些，音乐委婉秀丽。与北方山歌不同的是，江浙山歌没有集中的歌种，基本曲调的数量也比北方山歌少，常见的有徵调式、羽调式和商调式几种，最常见的是徵调式山歌。

江浙两地多使用吴方言，因此古代把这里流行的民歌称为“吴声”或“吴歌”，其中大部分是山歌。江浙山歌历史悠久，在魏晋乐府和明清文人编辑的山歌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收集的300余首江浙山歌，和目前流行在这一带的山歌在唱词格律、语言特点、表现手法方面都很近似。

江浙山歌是商末泰伯、仲雍奔吴后，将中原文化散播到江南吴地后的产物。当今大部分吴语地区仍将唱歌称为“唱山歌”，且运用非常普遍。在常熟白茆、太仓双凤、吴江芦墟、苏州园区胜浦地区等歌乡，老百姓一直称唱歌为“唱山歌”。

早在《诗经》成书之前，古中国各地乐曲创作、演唱已经相当成熟，乐曲所表现的内容已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诗经》中的《风》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风》又称《国风》，是乐官奉王命从当时的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采集、整理的乐曲，所以《国风》又叫“十五国风”。而论其实质，这种乐曲就是山歌。如《诗经·周南》的“采采苤苜，簿言采之。采采苤苜。簿言有之。”是一首妇女们采集车前子时唱的山歌。

山歌这一名称，在我国大江南北乃至东西边塞均有听闻。据专家考证，该词最早出现于唐代。唐李益（约749—约827）《送人南归》诗中有“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有“岂无山歌与村笛”之句。《月子弯弯照几州》是南宋建炎年间江南的山歌。明清以来，文人收集山歌者渐多，并编有专集。明代冯梦龙（1576—1646）辑录的《山歌》，内容广泛，包括各种民歌。明代昆山文人叶盛（1420—1474）所著《水东日记》中记有“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明代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有“吴越间好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等。这说明，明代吴地文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山歌”在吴地民间已经得到广泛流传，“唱山歌”已经成为民间一种司空见惯的俗语。

从西周伊始，历朝历代都曾经设立专门机构搜集民间歌谣。它和春秋时期的礼乐以及后来的乐府有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无独有偶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内都把目光投向了“吴歌”。兹摘录如下：

当今大部分吴语地区仍将唱歌称为“唱山歌”，且运用非常普遍。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常熟白茆、太仓双凤、吴江芦墟、苏州园区胜浦地区等歌乡，老百姓一直称唱歌为“唱山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地文化工作者和不时前来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引导，老百姓才知道应该称为“吴歌”或“田歌”，但挂在他们嘴边的仍多是“山歌”一词。如果说吴地人俗称“唱山歌”自明代开始，那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我国西南、西北山区有“山歌”称谓，是因为抬眼见山的自然之举。因此，明代学者唐元竑推测，“山歌名溯流穷源，西北多山，山劳而水逸，当知古劳歌起于樵采也”，认为山歌是西北山区劳作之歌。但是，吴语地区是江南水乡，多为平原地带，很少有山，为什么称为“山歌”呢？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和历史背景呢？这不仅是一般接触这一歌种的人首先涌上心头的疑问，也是长期困扰资深民俗研究者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上海音乐学院江明惇教授为例——他在《汉族民歌概论》中将“山歌”定义为“山野之歌”。

江先生按体裁类别将“山歌”定义为“山野之歌”，因此山歌的内涵得以圆通。这与清代学者顾张思“盖谓山野之歌”的论述不谋而合，且论述更为具体。但他的考察缺少历史的维度，还是没能说明“山歌”一词的来由。杨荫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山歌”的名称相当于今天所指的“民歌”，而且认为“唐来久已流行”。但是也对为何称“山歌”未置一词。荷兰学者施聂姐在其博士论文中用一节的篇幅，讨论了中国音乐研究界和中国民间对于“山歌”一词的不同理解。她认为，吴地“山歌”，一般乡野民众的认识只是“歌”或者“声乐”的意思。但是，她也没有参与到对“山歌”一词的溯源问题中来。

关于“山歌”因何得名问题，后续研究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苏州科技学院刘大魏教授认为，“山歌”是泰伯（也写成“太伯”）、仲雍奔吴后，将中原文化散播到江南吴地后的产物。泰伯、仲雍奔吴后“以歌为教”的传说，在常熟工作的笔者也时有耳闻。说是“他们来到吴地，知道吴人也喜欢唱山歌，于是就吸收了中原山歌的精华与吴地蛮歌相结合，以石为纸，以碳为笔，以歌为教，编成新山歌，后人称为‘吴歌’，以此来教化吴地百姓，吴地社会文明的萌芽从此开始”。可惜这些文献似乎只是一种推测，给不出更为有力的源头上的历史文献作为证据。而且，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出生于白茆歌乡，曾任常熟古里镇文化站党支部书记、现任白茆山歌研究会会长邹养鹤先生在一次跟笔者闲聊时谈起，关于吴地歌曲为何称“山歌”，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其实是方言引起的现象。白茆山歌有一首歌唱道“唱唱山歌散散心”。“山”和“散”在吴语中是同一发音。所以，他认为所谓“山歌”其实就是“散心之歌”。笔者请教语言学专家，他们认为吴语（包括常熟白茆方言）“散”“山”声调其实是不同的。“散”作动词是阴去字，读若/se/；作形容词为阴上字，读若/se/；而“山”为阴平字，读若/se/，两者不易相混。但是，近期进行调查时也发现，部分稍有年纪的人两类字连读变调时区分不清，容易相混。因此，他们认为邹养鹤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语言经验悟出的一得之见。

张家港凤凰镇“河阳山歌馆”馆长虞永良先生认为，“山歌”一名的由来，应从字源学上去找答案。他这一富于建设性的提示，给笔者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字源学的解释也许更为精当。

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凡山之属，皆从山。”苏宝荣先生认为甲骨文“山”字与“火”字 “形似”，这说明 “山”与“火”，古人都理解为是能量的一种释放。所以，不妨将“山歌”理解为“宣泄之歌”“情感抒发之歌”。“宣泄”也好，“散心”也罢，说明吴地人民都将“唱山歌”看成排解、消遣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的一种能动的反映。

在此，笔者有必要将“吴歌”或者“田歌”与“山歌”名称的适用范围作一些区分。如前所述，“山歌”一词，是吴地百姓对所唱歌曲的一种称谓；而“吴歌”或“田歌”，是近代和现代学者们对吴地民歌的一种统称。换句话说，从使用者的角度观察，“山歌”一般被使用在老百姓的口中，“吴歌”“田歌”则为学者、研究界采用（当然近来吴地百姓也有人逐渐开始使用“吴歌”“田歌”了）。从发生学角度来观察，“山歌”是老百姓用来特指当下所唱、所听到的歌，而“吴歌”“田歌”是文人、学者以一种地理、历史意识规约的，指从古至今流传于吴地人民之间的歌曲。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山歌”主要指乡间农人的歌唱，而“吴歌”把市井歌曲（即《晋书·乐志》所称“杂曲”）也包含了进来。从所取观察角度看，“山歌”是当事者的角度，取“主位”（emic），而“吴歌”或“田歌”是外乡人或研究者的角度，取“客位”（etic）。

——摘自网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众所周知，刘三姐是民间传说的壮族人物，深受人们的喜爱。有关她的故事与记载很多，有些地区的人们更是把每年的三月三当成节日来纪念她。

说起广西山歌，就不得不提柳州山歌，柳州山歌不仅历史悠久，与刘三姐的关系也很密切。

柳州山歌发祥地为广西柳州市的鱼峰山，传说壮族歌仙刘三姐就是在这里骑鱼飞天成仙的。

柳州山歌始于何时尚难定论。但根据大量的民间传说以及历代名流的记述，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

刘三姐，传说她生于唐朝中宗年代，真名叫刘三妹，是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壮族人，活跃在广西郁江流域。关于刘三姐的最早记载大概要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的《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这条文献被清代《蕉轩随录》做了放大：“广东阳春县北八十里思良都铜石岩东之半峰，相传为李唐时刘三仙女祖父坟，今尚存，春夏不生草。刘三仙女者，刘三妹也。《寰宇记》、《舆地纪胜》均载阳春有三妹山，以三妹坐岩上得名，今不知何在。”

由上文字记载便足以证明刘三姐的事迹和广西山歌源远流长、历史久远之事实。

有说柳州山歌始于唐代，这其实与柳州家喻户晓的刘三姐的传说故事有关。相传唐代有一壮族女子刘三姐为人刚直，机敏聪慧，口齿伶俐，善唱山歌。她用山歌与地主老财相斗，最后被官兵追杀，从鱼峰山跳入小龙潭骑鱼飞天。从此，柳州人民就把刘三姐视为自己的歌仙项礼膜拜，并以广唱山歌予以纪念。位于市中心的鱼峰山上曾有一石刻，上面刻有刘三姐画像并刻书山歌一首：“唱歌好，唱歌得耍又得玩；不信你看刘三姐，唱歌得坐鲤鱼岩。”鱼峰山上仍保留有“三姐岩”、“对歌坪”等遗迹。

柳州人敬仰歌仙，崇尚山歌，民间山歌活动十分活跃。各地关于山歌的传说故事也十分丰富。“柳江人”遗址所在的柳州市柳江县穿山乡的龙吐山上有个歌.庙，叫妲贡妲旷.庙，庙.里供.奉的便是唱歌.神。三位.神像中一位身穿旗袍头戴圆边平顶帽，帽上还拖着一根带子的叫吒.神。旁边各塑一姑娘神.像，她们扎围裙，辫子盘两个圈，两朵花分别插在头的两侧，她们都张着嘴唱歌。这两位一个叫妲贡，一个叫妲旷，是两姐妹。据说穿山的山歌都是这两姐妹所传。传说古时候母亲生姐姐妲贡时难产，两天两夜生不下来，第三夜她家对面的山上突然亮起一盏大灯笼，红光照到母亲房里，妲贡便顺利呱呱落地了。第二年在同样的情况下生下妹妹妲旷。姐妹俩非常爱唱山歌。有一天，姐妹俩进山摘野菜不见回家，母亲找了五天五夜才发现她俩在山洞里攀肩唱歌。当母亲欣喜万分地呼叫女儿名字时，一股青烟飘过，姐妹俩化作两块石头。为了纪念她俩，乡亲们建起这座妲贡妲旷.庙。解放前，这里香.火很旺，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是庙.会，敬朝者都在千人以上。每到秋后人们还抬.神.像出游，出游队伍甚是壮观。队伍前面有五六个道师戴面具打峰鼓引路，后面的人抬着.神.像跟随，一行五六十人浩浩荡荡一路由庙里出发，越陌度阡走村过寨。头宵住木山村，二宵住巴雅村，三宵住大塘村。唱歌.神住在哪里，那村就变成相当规模的歌会，附近几个村寨的村民都闻讯赶来，通宵达旦对歌，热闹非凡。唱歌.神三夜过后才返回庙中。如果说刘三姐是柳州的歌仙，那么妲贡妲旷则是穿山的歌魂(见潘宗亮主编《糖罐花》序，漓江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如此描述：“广西诸君，人多能乐，城郊村落，祭.祀喜葬，无不用乐，虽耕田亦必与乐相之”。他在文中感慨道：“迭歌相合，含情凄婉……其间乃有绝佳者”(见广西博物馆《据知不足斋丛书》复印本)。历来柳州都是周边广西各县乡山歌活动的中心，据此，周去非文中所叙广西的山歌当然也包含柳州山歌了。

明代官员岳和声的旅行日记《后骖鸾录》里则具体记录了当时柳州山歌的盛景。岳和声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受命到广西庆远(今宜州)为官，他赴任经过柳州时，有机会看到并记录了柳州歌圩的情景：“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而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明代冯梦龙的《童痴二寻》中也对柳州山歌作过记叙，云：“山歌乃民间歌谣，内容多云男女私情，偶有讽世之作”(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明清杂记》)。 这些记载证明柳州山歌在明代时就已经十分盛行。

清代乾隆年间，《柳州府(县)志，风俗篇》载：“少妇于春时三五为伴，采芳拾翠于山间水湄，歌唱为乐；男女亦三五成群，歌以赴之。一唱一合，竟日乃已。”柳州山歌载入地方史志，足见其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

民.国年间，柳州城厢和县、郊农村民间自发举办的山歌活动亦十分频繁。1932年，时任广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桂.系.军.阀.伍廷飚，带领调查组到柳城县调查风土民情，对该县民间山歌王黄三弟赞赏有加，称其“平生未尝读书，不识字，但天资敏慧，颇有平民文学天才”(见黄勇刹、杨钦华、方寿德编著《歌王传》附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人物胡适曾于1935年1月19日游过柳州，第二天由柳州飞桂林。在其所著《南游杂记》一文中有如下记载：“漓水的一日半旅程，还有一件事足记，船上有桂林女子能唱柳州山歌，我用铅笔记下来，有听不明白的字句，请同行的桂林县署文泉科长给我解释。我记了三十多首，其中有些是绝妙的民歌”(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适文集》)。1944年抗.战时期，著.名红学家吴世昌流落柳州，对柳州歌圩有如下记录：“其地质朴，俨若古风。两岸圩落之间，男女歌声相对，响彻云霄，萦回山谷，此乡之人谓之‘对歌’”(见吴世昌《罗言室学术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出版)。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刘三姐传说和民间山歌为素材创编的彩调剧《刘三姐》风靡全国，后被拍成电影，把柳州山歌推向了世界。

1963年3月22日，郭沫若先生到柳州视察了鱼峰山的山歌活动，欣然作诗：“立鱼峰半歌声发，应是刘三姐再来，驾驭龙鱼飞九有，神州到处是歌台” (见1988年《广西柳州市文化志史料汇编》第一辑)。

我以为，文人对山歌的推动力量不可小觑。江浙山歌实得益于冯梦龙，而广西山歌或得益于胡适。虽然胡适对于广西山歌的推动之事无从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当时文化名人的胡适的确曾在广西邂逅过当地的山歌，并专门用铅笔记录了下来。可见，山歌对文人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1935年初，胡适赴香港大学领取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开始了他第一次南游。他在香港停留了五天，在广州只逗留了两天半，在广西却滞留了14天之久，游历了许多他“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胡适感到非常快慰。然而，胡适在获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曾面临过恫吓和敌意。胡适北还后，据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南游杂忆》，并在《独立评论》 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同年10月，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文的单行本。

胡适曾游览的桂林山水有：独秀峰、七星岩、龙隐岩、虞山、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乘船去了阳朔，途中游了冠岩，从阳朔回桂林的路上，又游了雁山园。可以说，如今桂林最知名的风景名胜，胡适基本都游览过了。

胡适是近现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学者，读古书多，他游览桂林，是比照着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和徐霞客的《粤西游记》进行的。因此，他知道冠岩是桂林新发现的岩洞。因为范成大和徐霞客的书中皆无记载。按胡适的眼光，象鼻山、伏波山、独秀峰、叠彩山，这四座桂林名山，以叠彩山的风景为最胜。而桂林的山与阳朔的山对比，胡适认为：桂林诸山稍稍分散，阳朔诸山紧凑在江上；桂林诸山都无树木，此间颇有几处山上有树木，故比较更秀丽。

客观地说，胡适不是一个好的美文写作者，他对桂林山水的描绘，与当时许多桂林山水的旅游者相比，完全可以用得上“稍逊风骚”这个评语；但胡适确实是个好学者。

游览龙隐岩的时候，胡适关注的不是龙隐岩的自然之美，而是龙隐岩的石刻，如狄青的“平蛮三将题名”，如“元祐党籍碑”，在虞山，他关注的也是石刻《舜庙碑》。

根据胡适的记录，当时栖霞洞附近的范成大、张孝祥题名，都在路旁茅草里，无人注意。因此，胡适建议，“广西现在博物馆，设在南宁。我们盼望馆中诸公能作系统的搜访，将各地的古石刻都拓印编纂，将来可能编成一部《广西石刻文字》。”

胡适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当时有个叫林半觉的学者，从此毕生从事桂林石刻研究。当代，桂林甚至专门成立了桂海碑林博物馆，一代代文博工作者参与了桂林石刻研究。

除石刻之外，胡适还关注到桂林的山歌。他在桂林到阳朔的船上，听船上桂林女子唱柳州山歌。胡适专门用铅笔记了下来，一共记了30多首，认为其中有些是绝妙的民歌。他专门抄了9首在《南游杂忆》中，这里谨录2首供读者欣赏：

燕子飞高又飞低，两脚落地口衔泥。

我俩二人先讲过，贫穷落难莫分离。

买米要买一斩白，连双要连好脚色。

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抵得。

上面这两首山歌，第一首容易明白，第二首不好理解。什么叫斩白？十字街头背锁链是什么意思？但我感觉，这首山歌应该是用桂林话唱的，因为桂林话的脚色和抵得可以押韵。但为什么胡适说这是柳州山歌呢？

胡适在桂林，不仅记录了山歌，而且创作了山歌。他的山歌是为雁山园相思岩创作的：

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

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人瘦。

据胡适说，雁山园中的岩洞原来是没有名字的，他因为附近的相思江和岩下的相思红豆树而将其命名为相思洞。这算是胡适为桂林留下的一处文化遗产。

20多年后，胡适认为可以一记的广西山歌终于名闻天下，那便是一部名为《刘三姐》的电影。

胡适与广西山歌的缘分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或许真正让广西山歌名扬天下的不是胡适，而是当年与他邂逅并在船上唱柳州山歌的那位桂林女子。

附录：

叙山歌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於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剌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卫衙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

——墨憨斋主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