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闻杨绛先生的大名，第一次拜读她的作品，便是这部《洗澡》。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这部小说文风清新脱俗，幽默风趣，不若《围城》的麻辣犀利，而“温润如玉，犀利如刀”，暗喻反讽自在其中。
然而，在人物的塑造上，我仍觉略有不足。姚宓作为重要的主角，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既相貌俏丽、聪慧过人，又谦逊有礼、孝顺善良。作者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姚宓品行纯洁，人格高尚，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然美。”但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对她倾注了过多的爱，使得这个角色失去了个性，显得平庸乏味。相对而言，文中的几个配角的形象反倒更加饱满生动：宛英，作为包办婚姻中的牺牲品，虽传统，却全然不似旧时女子的“愚痴”，傻傻地守着厌弃自己的丈夫过日子，当她意识到自己丈夫的“花心”本质以后，就断然决定，要彻底脱离对丈夫的依赖。她精明能干，见识长远，及早地把婆婆留给她的存折交给丈夫，免得丈夫日后没完没了地算计她的钱；想好了被丈夫抛弃后养活自己的工作，随时准备独立。同时，她性格活泼，幽默风趣：“罗厚说：'我只见余太太不声不响，忍气吞声，规规矩矩的，谁知她还顶俏皮。她把那位'香夹臭'的老公一定看得很透，伯母面前她不说笑，那天她笑得酒窝都出来了。”留法多年的教授朱千里，虽博学多才，然而对漂亮女人总是一副馋相：“尽管姚宓对他冷若冰霜，他的嬉皮笑脸总改不掉。”当他接受“洗澡”而遭到群众的刁难时，他又展现出一名知识分子的傲骨：“朱千里气得不等散会就一人冲出会场。他含着眼泪，浑身发抖”，甚至回家后就写下遗书自杀，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当然最后他自杀未遂。这一小人物在文中虽着墨不多、不受重视，却展现了无比鲜活的生命力。
姚宓与许彦成的爱情，一直为读者们所津津乐道。而杜丽琳作为许彦成的妻子，自然成了这段爱情中最大的阻碍。因此不少读者恨她纠缠，为这对才子佳人扼腕叹息。而剧中的许多人物，也对她不屑：姚太太评价她：“我看她实在有几分俗气，配不过她那位不标准的丈夫。”许彦成说她：“一个人怎会这样没趣！”姚宓也称她是“顶世故的”。而在我眼中，杜丽琳却是一位既倔强固执、又隐忍善良的女子。她从小没有母亲，只有一个庶母，父亲对她不甚关心。她还有两个姐姐，但都遇人不淑，离了婚。有了两个姐姐的教训在前，她发誓要一个有学问、有人品的书生做丈夫。而当她意识到这样的丈夫也不忠诚于她时，她妒恨的怒火便开始熊熊燃烧。她把丈夫纳入自己严密的监控之中，限制他的自由，并日日流泪控诉他的谎言。然而，当外人对许彦成偷约姚宓游山指指点点时，她站出来为丈夫辩护；当她亲眼看见许彦成与姚宓的亲密举动时，也没有失去理智，找姚宓理论。从头到尾，她虽明知婚姻早已无可挽回，也始终没有做出过激的行动，不曾伤害任何人。她唯一的错，就是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她希望通过适度地顺从丈夫，来维持婚姻的和谐。都说爱情是自私的，那么杜丽琳在这段自私的爱里，也不过是个普通女人。她曾说：“我觉得女人最可笑也最可怜，结了婚就摆脱不了自己的家庭，一心只惦着孩子，惦着丈夫。”真是可悲可叹。
杨绛先生在百岁高龄时，续写了《洗澡之后》。但我读过以后不免失望遗憾，不仅因许彦成与姚宓的圆满爱情违背了先生“君子之交”的初衷，还因作为主题的“知识分子运动”，在小说里反成了爱情故事的背景陪衬。另外，在叙述上也略显拖沓，连找保姆这样琐碎的细节也交代极清楚。但总体而言，杨绛先生刻画人物世态之深、语言之流利纯洁、讽刺手法之精妙，仍是令吾辈叹为观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