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历史上著名的窦太后，他的儿子是“彪炳史册”的汉武帝。原以为曾创造了“文景之治”盛世的汉景帝，司马迁会更很多的描述，然而打开《史记》却只有很少的文字，只是像流水帐似的记述了一下，并且大多记载日蚀、蝗灾、旱灾、雨雪、地震等恶劣年景。按说汉景帝是离司马迁很近的年代，史料不可谓不丰富，司马迁也不会如此健忘。带着这种疑问，我找来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资料，试图更深入地了解汉景帝。
的确，汉景帝接续汉文帝的“黄老之治”，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君王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景帝刘启当太子时，吴王刘濞的儿子来京城与刘启饮酒下棋，由于态度“不恭”，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这件事使吴王“由此稍失籓臣之礼，称疾不朝”，这也为以后的“七国之乱”种下了因缘。
“七国之乱”无疑是汉景帝在位期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于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达了削藩令。削藩令一出，吴王刘濞纠集吴楚等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联兵反叛。汉景帝慌乱无章，听信了与晁错“不睦”的吴国丞相袁盎的计策，“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晁错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专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五百件铠甲盾牌，周亚夫因此事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得知，竟然骂他说：“吾不用也！”意思是说：我不必要你的供词，也可以杀你！当周亚夫辩解所买的为殉葬用品时，审案的官员竟然说：“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在地下造反！”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景帝同样刻薄寡情。汉景帝共生了十四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宠妃王娡的儿子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废太子刘荣的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把他交给了有名的酷吏郅都。果然，郅都审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在阳陵的南边发掘出一个数里长的，从殉葬坑的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
从后世对汉景帝的评价中，我觉得宋代苏辙的评价最为精彩：“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