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女儿撑伞，一把小姑给的崭新的格子纹的折叠自动伞。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撑开，还把手指头夹了，恼的和伞发起了脾气。我说她两句竟然委屈地哭了，咧着嘴喊：“妈妈，手夹得真的很疼，夹了三次！”我只好又转头安慰她：“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就不疼了，来，让妈妈看看。”可不是，手指头真红了一片。好在，一会儿她就忘了。
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此话不假。每个人一生中经历的疼痛次数太多了，有轻有重，有长有短，真正能记起来的可能占比不高。譬如我，能具象地回忆起疼痛的感觉的好像只有腱鞘炎一种了。现在谁要说到疼，我的两个手腕立马就隐隐地酸起来，这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啊。那会儿刚生完女儿，每次喂奶都要先用双手把孩子托起来，然后抱在胸前，久而久之，手腕处开始酸痛，一咨询才知是腱鞘炎。严重时两个大拇指一点儿都不能外展。有一次忘记了去拎开水瓶，一用力，手腕痛得当时手就松了，好在水瓶刚刚离地，我又用腿挡了一下，没有酿成大祸。要想止疼就是去打封闭，可还在哺乳期，不舍得给孩子断奶，所以就强忍着。每天双手轮流敲打手腕处，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才渐渐好转。也许因为痛的时间长，所以记忆清晰，至今难忘。
小时候没有什么可玩儿的，电视也没多少节目，家里人就常常在一起聊天。一次和弟弟两人得知父亲参加过抗美援越，于是就好奇地打听打仗的事情，发现了父亲腿上的伤疤，就一直认定是战场上留下的痕迹，父亲当时笑而不语，我们就认为那是默认。又过了许多年，还是母亲说了实话。那是三十六年前的夏天，在我即将参加小升初考试时，母亲查出来乳腺癌。家人和邻居的刻意隐瞒加之我和弟弟年纪尚小，所以我只是朦朦胧胧觉得家里出了大事情，爸爸每天去医院照顾妈妈，有时晚上也不回家。我和弟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按时吃饭，上学，作业，睡觉。在我第二天就要去市里一中考试时，爸爸竟然跑来学校一趟，给了我一些钱和粮票，嘱咐我第二天自己买一点儿吃的，原来他不仅晚上不能回家，次日也不能送我去考试了。由于怕迟到，那一晚，我住到了老师的家里。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我在考场，母亲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以父母当时三十六岁的年纪是如何承受这些的。那时我们一家终于结束了多年两地分居的日子，刚刚团聚三年多，大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学习逐步稳定，生活步入正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一个暑假，虽然没有父母的陪伴，我依然考入了心仪的中学。可记忆中，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那个长长的假期只有病房的燥热，头顶嗡嗡作响的电扇，病床上虚弱的妈妈。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晃荡着两条腿，看着窗户外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想着自己的心思，为母亲的健康担忧，为母亲的难受而难受。而爸爸，就是在一次晚上给妈妈送饭归来，骑车摔到了沟里，第二天怕母亲发现，特意穿了长裤。可三伏天的长裤怎能不让人起疑？在妈妈的追问下，爸爸只好说出了实情。卷起的长裤下，伤口无言。我已经无从知道妈妈的目光后面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肯定不仅仅是痛这么简单。这伤疤哪里是在战场上？它是艰难生活给予的煎熬，是大难来时相携的见证。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母亲作古多年，父亲乐呵呵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喜欢看他开心的样子。这些记忆深处的痛因了女儿的哭喊又一次搅动了我的心。看的见伤疤的痛好了就忘了，而看不见的，我希望它——永远尘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