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四夜的西安，漫不经心地踱步前来，又迅疾转身离去，在时间的刻度上，它只似匆匆一瞬。花三天的时间游览一座城，实在太过悭吝，好比在深夜中点灯，蜡油滴落灯芯，微弱的光亮恰能照耀眼前模糊的重影，试图伸手去抓，那抹光又立即被一阵冷风吹散。虽说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走马观花式地走遍了大部分“著名”景点。但是，对我来说，真正的西安仍似一团幻影。一如游览中国的其他现代化城市，城市发展的现状总使我陷入无限困惑。西安，亦如此。
在路上走得愈来愈多，原先模糊不清的问题在如浆糊一般的脑海中挣扎着冒出来。关于古都的城市规划，关于遗址，关于旅行者，关于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关于这座“城”的一切，它们皆以何种模样展示在我们面前，又该朝什么方向走去？在旅途中，我用感官尽可能捕捉周遭事物，存下疑惑，困而学之。
古城墙引发的现代迷思
未成行之时，在西安古城墙上骑自行车是我最期待的活动之一。在不平整的砖块路上摇摇晃晃地骑车，本是件开心事，可到了城墙上，我又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如是单纯骑车，心思全放在骑行上，倒不至于如此，但是，也正因为有城墙这一地点上的限定，我的心思便不总放在骑车的当下感受上，和“飙车”一族不同，我以龟速向前挪动着，走走停停，看看拍拍。
由于淡季人少，与宽阔的城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稀稀拉拉的骑车者，因此便也更适合观察遇到的人。骑车的人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游客才会上城墙。上城墙的门票将本地人拒之门外，在游客与本地人间划清无形的界限。马导说，在城墙下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没有上过城墙是很正常的事。城墙的商业化使其少了些丰富民众的城市记忆的可能，而对于游客来说，他们购买了上古城墙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却又与当下真正的西安生活存在疏离，而代之以另一种现代的交通方式来体验或消费古迹。对城墙进行收费管理的确无可指摘，只是游客和城市居民都似乎无法与城墙及城市有更深刻的联结。同一座城墙，对于旅行者和城市居民来说，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作为一个到西安游玩的人，在城墙上时，我一直忍不住问自己：这座城墙之于我有何意义？城墙与我的联结在于空间和时间，即我此时此刻就站在城墙上，可除此之外，从此处到彼处的旅行还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城墙作为一种景观，是一种感官上的刺激，给我留下了实在的视觉、触觉甚至听觉的印象，其作为历史遗迹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不由会引人遐想，似有回到当年的错觉，然而“神游”的程度与各人的想象力的丰富程度及对历史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前者更偏重感官层面，而后者则关乎内心，二者混杂而成的便是对景点的回忆，这些回忆，或许会被记忆的垃圾掩埋，又或许会不断积累并促成问题或灵感的涌现。
我漫步在城墙上，试图体会当下的氛围，身边似乎有一股情感在隐隐流动，可自己好不容易体会到的神游状态却又总被周遭的现代气息轻易打破。上一秒还沉浸在斑驳青砖的历史余韵中，下一秒就被擦肩的飞驰而过的外国帅哥吸引。想象，确实是历史旅游的内心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事实证明，我的体验是失败的，这部分源于我是在潜意识中强迫自己进入“神与物游”的状态的。其实，我应当更忠于自己当下的感受，而非强迫自己“触景生情”。如此造作而成的情感只会流于肤浅的滥情。在自己的失败的想象中，我对于所有当下体验的记忆都是不连续的碎片，其之所以零碎，是因为这种体验难以还原古代的语境，因而也更易被当下的情境不住地打断，譬如上城墙自由活动虽使你与古迹零距离接触，但你还得时刻提醒自己注意集合时间，这是历史遗迹无法避免的现代处境，也是现代参观者必须承认的问题。大部分的历史都化作烟尘飘散了，只有极少数遗存物还能供现代人瞻仰，对游客而言，通过游览古代遗迹来复原过去的想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而对于生长在城墙根下的人们，城墙必然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记忆。相对于更像在参观彼处的游客，居民似更易对城市的珍贵古迹产生文化认同与归属感，毕竟城墙是居民鲜活的生活记忆的一部分。阿莱达·阿斯曼表示：“已经中断的、仅留下痕迹供人触摸的前历史对于一个后来的时代来说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当这个后来的时代把那个过去当作它自己时代的规定性的基础加以认可的时候。”将古代物件规定为珍贵遗产是对过去文化的肯定，也蕴含着文化认同的基础，这种文化上的主流观念必然会与民众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而至于古城墙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民众的观念，我无法说清。
漫步城墙，目力所及皆为城里城外的建筑与街道，值得夸赞的一点是西安老城内建筑的高度皆受到限制，并不存在过于突兀的建筑物与不和谐的城市景观，老城区的部分历史肌理（同一特定时期的具有相似风格的居民住宅楼）也得到了保留。然而，城市仍然避免不了不伦不类的景观处境。现代化建设中张牙舞爪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与沉稳含蓄的砖瓦古城墙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不远处的街道即可发现不断冒出蒸腾烟雾（烧煤供暖）的大烟囱。
现代建筑与古建筑的共存实际上带来了一个认识悖论，你既可以夸赞如此城市景观体现了古代与现代的交错感（多元化的当代的特殊产物），又可以将其痛批为混乱不堪的城市规划。二者背后有着不同的潜台词，前者是“它已经足够了”，而后者则隐含“它本可以变得更好”的设想（城市景观可在总体上更和谐），而看待城市规划的立场差异与时代背景也密切相关。
在（西方的）城市规划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主义在建筑领域表现为否定传统并强调机器生产的印记，经济性要求使现代大规模生产不精细的工业建筑，强调单体建筑而非整体环境成为其重要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多地回归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街道空间的整体和谐更为强调。
中国城市的急速工业化进程给传统建筑及历史肌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一幢幢不顾区域的整体性的工业建筑拔地而起。现代主义建筑的另立新意并非不可取，可问题在于充斥在城市中的却是大量粗制滥造的“现代”建筑。如今，对城市发展的后现代反思逐渐增多，城市规划的失败被愈来愈多的人诟病，城市建筑缺乏整体区域的和谐性是中国多数大城市都面临的困境。
然而，另一种故意塑造片区和谐的规划却又应运而生，这通常是针对原有历史肌理进行的改造，将原先建筑推翻，在此基础上新建许多仿古建筑。这种“仿制”的举措往往由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建筑对于历史元素的运用往往流于肤浅，建筑本身并不如古代人工制造那般精细，而有粗制滥造之嫌。全国各地的古镇风情商业街皆不免如此。如今，西安的古城墙由于被圈起来成为旅游景点，也在不断翻新中。新的东西不断增加至其上，一如数世纪以来的卫城。在现代情境下，如何更好维护并保存好古迹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华清池的虚伪与废墟的真实
走入华清池，讽刺感在四周浮动着。一切亭台楼宇皆为人造景观，商业摊贩及歌舞主题表演（《长恨歌》）也在不断提醒我们进入的是全然商业化的景区而非遗迹。华清池景区更像是个人造的主题公园，除了几个池子，原有遗址上的一切被完全翻新，进而构造出虚假的遗迹空间，古文化与古建筑的元素只是在景区内被商业化不断地机械复制：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到失望。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表露后，同伴反驳道，或许普通民众根本就不喜欢空无一物的废墟，人为构造的环境反而更能使其获得更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而非仅凭空洞的想象力来塑造体验。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深思。或许隐隐受到了在希腊的废墟游览体验的影响，我更倾向于认同“废墟”的真实性，而否定人造景观的虚伪。希腊的古遗迹上几乎不存在任何人造景观，至多只会为防止文物受酸雨侵蚀而将其转移至博物馆并在原址上代以文物的仿制品。这种对于真实的绝对追求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通过回忆不再能触及的东西可间接地通过残留物来触及，这是痕迹保护原则的前提，废墟提供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二是欧洲主要的历史城市皆以砖石建造，这使得欧洲努力保护重要历史建筑的每一个部件。然而在亚洲，由于古老城市多用木材建造，定期维修和以复制构件替换木制古建的朽坏部分是一件常事，这导致了一种对于保护的特殊的亚洲态度。结果是，欧洲古建筑体现了它的年代，看上去都很有历史沧桑感，在亚洲，得到很好维修的木造古建筑看上去都像新近才建的，因为实际材料都是新的。
华清池的人造亭台楼宇似乎有建筑保护的文化差异为其辩护，然而，这仍然掩盖不了其粗制的事实。修复古建筑讲究“修旧如旧”。杨廷宝老先生谈古建筑修缮时曾说过：“这要根据建筑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不能用固定的公式。最好要研究它的历史和将来的用途，并通盘考虑。一般不太重要的古建筑，如修得焕然一新，那也无伤大雅。中国建筑油漆彩画的艺术效果什么时候最好、最美？我看，既不是刚完工，也不是经过二三十年以至几十年后，而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自然侵蚀，似旧非旧，似新非新，那时的艺术效果最好最美。”在历史遗迹上的文化景观的重建也得考虑此因素。当然，如果华清池的定位不是遗迹，而仅为吸引消费的旅游景区，那也就不存在将其与遗迹相提并论的必要了。
多数级别没那么高的历史遗迹都经由旅游产业的开发从“废墟”一跃而成旅游景区，经济因素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占了很大的作用，遗迹被迫进行了大尺度的“整容手术”而变成了主题体验公园，而即便是像秦始皇陵的重要遗迹点，也无法避免商业因素的侵染：所有走出景点的游客都必须通过一条非常长的商业街，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中兜售着许多所谓当地特色纪念品。据博物馆讲解员介绍，博物馆也对黑心商贩感到无奈，只得尽可能对游客进行防骗科普。商业街似乎是当地政府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举措，而这在希腊则根本不存在，遗迹景点附近并不存在多少商业活动。
旅游产业在遗址上重建景观有其经济目的，这是否也迎合了游客的喜好呢？同伴的话提醒了我，由于文化等复杂因素，我们的游客有可能更不习惯于欣赏废墟这般遗迹的本来面目，不少人可能只期望得到体验性的感受，而非追寻其真实模样。
“对麦坎内尔（MacCannell 2001）而言，游客的注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满足于传统旅游的再现装置，由于景观与预先期望一致而产生满足感。另一种形式构成'第二次注视'，即拒绝满足于建构的景象，并超越表面去观察那些意料之外的奇特细节而获得乐趣……这样就鼓励当地'表演真实性'——在当地设置'舞台'提供设计的表演，从而与当地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后台'隔离开来。”
不是所有游客都会进行“第二次注视”，但与此同时，这种对体验性的感受的追求却也并不诉诸真实。更为常见的反而是“文化表演”，譬如专门针对游客群体（“宰游客”）的美食商业街——西安的“回民街”及“永兴坊”。尤其在跟旅行团旅游时，游客实际上更难以与真正的当地人及其生活有深入接触。
当代视角下城市遗产保护的价值
我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赞同遗产保护，然而这却也折射出我们看待这一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视角，当代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之处。
两个东西不能占有同一处地方，这是遗产保护在空间上的现实结果。然而，同一地点在不同空间上可能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同一空间中，选择保留何种时代的遗迹本身就充满极强的主观性。假如进行文物修复，修复的目标时间点也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文物修复是要试图接近最原初的状态还是选择恢复至艺术价值更高的时代呢？对于建筑而言，在平衡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关系中，我们似乎同时面临守旧和趋新的两种极端的可能。
在同一地点上毁灭已创造的文化，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轮番上演。梁思成先生半个世纪前为抢救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告，却始终无法逆转城墙消失的命运。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对众多历史遗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在如今的城市化浪潮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历史遗迹之于城市的意义？
“在集体性的历史城市形态中还具体表达了一些更深远的价值观。因为如果说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那么历史城市的美丽形态就是一个潜在的积极创造的证据。而且，在历史集合的城市如布拉格、京都、开罗，以及古老的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北京、纽约、耶路撒冷，不同自然环境下的社会审美环境，证明了由生活决定的社会发明的多样性。”
历史遗迹是过去社会形态的见证，也充当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记忆及文化认同感的来源。它告诉我们过去的可能性，也暗示了当下及未来有变得更好的可能。遗产，同样也成为了人们的“怀旧”情结所落脚之处。
雅典和塞萨洛尼基，分别为希腊第一及第二大城市，它们皆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令人称道的是，其古迹皆散布于城市的各处角落，与现代城市达成了某种和谐。像西安这样拥有不少历史遗产的城市本也可成为一座活的“博物馆”，历史古迹或许可以更加“亲民”。
然而，遗产保护的现实情形总存在着种种困难，这源于历史遗产（古迹）的多重身份。历史遗迹首先自然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遗产保护也正是基于其文物的身份而展开的。其次，古迹也如艺术品般为我们提供审美享受，唤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与怀古情结。即便有些古迹的保存情况不容乐观，但通过过去的记录，人们仍能复原其大致图像。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历史遗迹，尤其是古建筑，也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而存在着。它与城市规划相关，可不幸的是，高速发展的都市空间似乎没有为古迹与周边区域的整体性留下足够空间。更常见的情形是遗迹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而在当今的消费时代下，我们无法否认历史遗产作为文化消费品的身份。它在旅游产业中孕育，在社会中也不得不扮演一定的经济职能。正是最后这一身份吸引了资本的积聚，却也促成了更为严峻的情形。任何商业上的开发失当都会导致对它前几重身份的损害。遗产的多重身份使得城市的遗产保护问题有更深刻的复杂性，毕竟政府、资本、个人等力量皆以特定的参与方式影响着遗产保护的现状。
紫菜&七七
写于2016年11月
后记：写这篇报告时，焦头烂额和欣喜并存。因急切想解决乱七八糟的困惑，阅读了些关于建筑及遗迹保护的书籍。篇幅有限，不在此处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