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
中国文学观念的解放，起于建安，经过陆机、葛洪、刘勰、萧统、钟嵘诸人的发挥讨论，伴着那思想自由的时代，于是那时期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独立的艺术的阶段，纯文学占了正统的地位，无论文章辞赋，也都趋于声律形式与辞藻的美化，他们是完全离开了教化的实用的立场了。在这一个唯美文学的潮流中，虽也有裴子野、苏绰、李谔诸人的反抗，究竟风气已成，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所谓真正的文学改革，是不得不待之于唐朝了。现在所要讲的是由柳冕、韩愈、柳宗元诸人所代表的那种一面攻击六朝的文风一面建设贯道的实用的散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世人只注意韩愈、柳宗元，然为韩柳之先驱者，实是柳冕。柳字敬叔，贞元中官福州刺史，《全唐文》中录其文。他的文学观念，完全否认文学的艺术价值，而归根于教化与伦理， 正式建立了儒家的文学理论。因此，他对于屈原、宋玉以下的诗文辞赋， 一概在摒弃轻视之列，只看作是一种亳无价值的文字游戏。他说：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丽藻，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凤。昔游、夏之文，日月之丽也，然而列于四科之末，艺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则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川郑使君论文书》
他在这里正式建立了道统文学的理论，他把文学教化与儒道合而为一，其余如艺术本身上的技巧辞藻，都看作是枝叶，因此尧、舜、周、孔成为文学家的正统，屈原、曹植、陶潜都不能同贾谊、董仲舒并列了。于是解放了好几百年的文学观念，重又回到了古代那种文学与学术不分的阶段，纯文学的地位，又被那几部经书压倒了。他基于这种理论，反对政府以诗取士，反对政府重用文人，他觉得应当尊经术重儒教，才是正当的办法。
他这种理论，不仅为韩、柳所本，也就成为中国一千余年来儒家道统文学的定论。纯文学因此永远不能翻身，贵古贱今之说，尊圣宗经之论，也深深刻入读书人士的脑中而不能动摇了。经史一类的杂文学，成为文学界的正统，诗词小说戏曲等类的作品，只能在文学界屈处于妾婢的地位了。柳冕的理论，在复古运动中，算是相当圆满的，但他究不能得到较高的成绩，而竟为后人所忽视者，其原因是在他只有理论，没有创作。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人。他自己虽以孟子自比，认为是儒学系统的继承人，但他的行为品格，却实在不大高尚。胡适之氏说：“当他谏迎佛骨时，气概勇往，令人敬爱。遭了挫折之后，他的勇气消磨了，变成一个鄙卑的人。他在潮州时上表谢恩，自述能作歌诵皇帝功德的文章，“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并劝皇帝定乐章，告神明，封禅泰山，奏功皇天，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话，这更可鄙了。他在袁州任内，上表说他的境内，有“庆云现于西北……五彩五色，光华不可遍观……斯为上瑞，实应太平。” 这真是阿谀献媚之极，把他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托出了。（《白话文学史》）这种公平而又严厉的责备，韩派看了虽不舒服，也是无法辩护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轻视他在散文运动中的业绩。他在中国的散文史上与文学思想史上，确是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了他，击倒了六朝的骈文，提高了散文的地位，推翻了前代的唯美思潮，主张文学与儒道结合为一，确定了教化实用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完成了儒家的文学理论，而成为后代论文界的权威。
韩愈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他的文学观念是复古明道。因此，他极不满意六朝以来的学术空气与华艳无质的文风。他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体也回到那些朴质的经典。他在《进学解》中，列举五经子史之书，是他的文学的模范。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便是这种意思。又因为反对六朝文学中那种色情香艳的内容，所以他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文学离开了伦理道德便没有价值，离开了教化便没有功用。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仁义、诗书合而为一，便是文、道合而为一。因文见道，因道造文，二者是并重的，分不开的。这便是韩愈的文教主义。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在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韩愈的主张， 是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文成为道的附庸，文学的艺术技巧，都因为道的表现而存在。文学不能离开道而独立，只是与道相辅而行的枝叶。
柳宗元论文的意见，虽不与韩愈尽同，但他因为散文创作的优美成绩，成为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韩立论过于偏重道，柳则较为重文，然在文体的反六朝与复古这一点上，他俩却是一致的。韩所论的道，是儒家的道，是人伦道德的道，是先圣先贤所讲的治国平天下的道。柳本好佛，虽论文也主宗经，而其思想范围则较韩愈为广泛为通达，所以他论文的意见，也没有韩愈那么狭隘那么固执。
韩柳以后，继有李翱、皇甫堤的提倡古文。他们也是一面鼓吹，一面创作。他俩的注力方面虽不一致，然对于六朝文体的攻击，散体文的建立，是取着同一的态度。到这时候，古文运动得到了初步的完成。
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在文学的发展史上，自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文学自建安到初唐这几百年中，完全是朝着艺术的唯美的路上走的。其好处是纯文学得到了独立的生命与地位，而其坏处是文学离开了现实社会人生的基础，而流于外形的美丽与空洞的内容。一种思潮走到极端，自然会生出一种反动。其次唐代君主集权的势力相当稳固，衰落了几百年的儒家思想渐渐地抬头，于是宗经、征圣、王道、教化的种种观念，适应着当代的政治环境，而造成明道的实用的文学的要求。我们从这两点看来，便知道这种运动，虽完成于韩、柳，然其前因后果，是有着一种时代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