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唐胞苷
在讲述我个人真实的故事前，我和大家说说我说所了解的有关白血病的大概情况：
对于一个白血病患者来说，从发病到第一次化疗结束，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如果第一次能挺过去，患者可以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
我从发病到第一次化疗结束，收到了3张病危通知书。可谓，命悬一线。
1.
2013年的十·一真是噩梦般的假期。
当时我在读博三，怀孕5个多月。在9月底的时候，因为大便干结，引发肛裂出血。虽不严重，但有些感染造成肛周脓肿，并引发高烧。直到10月4日，发烧还没退，阿廉（老公）就带我去长海医院看外科急诊（正值假期，有些科室不上班）。验血报告迟迟出不来，我俩也没感觉到有啥不正常（很多人都想不到会这么严重），在第二次人工复查后才出了结果，医生看到验血报告后，又把我叫过去看看我，说“你脸色一直这么白啊？”我说，“不知道啊？没什么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血红蛋白（即我们常说的红血，体内血少了就没有力气，贫血就是血红蛋白低）低引起的无力、头晕和脸色苍白。那时候哪知道那些啊。
医生还说我的白细胞太高了，需要会诊，正常的白细胞在4-10之间，我的有120几，高出10几倍，这也是医生怀疑是白血病的关键指标。
后来，医生让阿廉拿着验血报告去找血液科和妇产科医生，我在椅子上坐着。等着的时候，自己也没多想，心想“不就是发个烧吗”，退烧就好了。期间，因担心服药影响胎儿，我就一直没吃任何药。
阿廉跑了一圈后，回来告诉我说，“医生怀疑是白血病”。
我说，“怎么可能，不可能！”这是不相信、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的否定。
在空旷的急诊大厅，外面的太阳虽然很大，阳光充足，但我们觉得却是灰暗阴沉，里面更是寒气逼人。
医生要我马上住院，说8号医生上班做骨穿。
我俩忍受着痛苦，决定先回家。那时候，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去排解心中悲伤，而家是最好的选择。
我俩回到租住的家后，坐在床上放声大哭，这是我们在一起19年里（我们是高中同学，1998年相识，2008年结婚）第一次这样绝望的哭诉。
为了迎接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我们特意租住稍微贵些的两室户，以方便家里老人来帮忙照看孩子，我们正满心喜悦地期待宝宝的降生，怎么会这样？！生好宝宝，明年我就博士毕业，也找到了意向单位，美好的日子马上来了，为什么是这样？！
此时的阿廉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可能失去老婆和孩子，而我可能失去孩子和生命，这样的“失去”一时间让人无法承受，又恐惧，又愤怒，恐惧这样的“失去”成为现实，愤怒老天为什么这样对我们……
冷静后，我俩决定要勇敢面对。我先打电话把这个噩耗告诉了我的姐姐（我担心父母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暂时没告诉）和导师，阿廉告诉了他的父母和领导。
2.
我第一次坐上了急救车。
因是假期，具体检查和治疗我只能等到医生上班。现在只能用头孢消炎退烧。
6号白天打好消炎针回家，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到了晚上8点多，我还是在高烧，而且出现呼吸急促的症状。和导师商量后，决定叫救护车去瑞金医院。
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我们身边最近的，而且能给我直接帮助的人就是导师夫妻。
导师家在闵行，我住在浦东，我们联系好在瑞金医院碰面。
当我们到达瑞金医院急诊后，急救人员把我从担架上抬来。随后，急诊的接诊医生来询问病情，在得知我怀孕后，他们拒绝接收，说上海市有规定，怀孕中的危重病人一定要到仁济医院。这样，我又被抬上救护车，去仁济医院急诊。
路上，我们接到仁济医院急诊那边的电话，说他们急诊没有床位和氧气等设备，不愿接收。
我躺在救护车上，说“难道要我死在救护车喽！”
当时心里很气愤，医院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吗，医生不就是治病救人的吗？怎么能不收呢？
其实，从医院和医生的角度来说，医院可以以设备不全、医生资质不够为由，拒绝接收病人。我这种情况，医院是担心医治无效引起医患矛盾。现在的我，可以理解。
等我们赶到仁济医院时，导师和爱人也赶到了。
急诊大厅里，虽已是晚上9点多，但还是人头攒动。忙碌的医生和护士，焦急等待的家属，还有疼痛的病人们把整个大厅塞得满满的。
最后，急诊医生把我安排在一个床位的旁边，简称“某床旁”，可见床位的紧张了。
阿廉（老公）和导师爱人在护士台那边讨论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导师陪着我。
3.
急诊的时候，我就收到了1张病危通知书。
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高烧不退会使各器官衰竭；孩子肯定保不住，但什么时候引产也是问题，因为血小板太低（血小板主要是凝血功能，太低容易出血，特别是颅内出血，非常危险），容易引发大出血；各血项指标都出现异常，体内的坏细胞繁殖得很快。
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还和导师说呢，“如果再晚一个月发病，孩子没准可以活下来呢？”因为那时候孩子就是7个月了，7个月可以剖腹产，可惜现在太小了。
导师说，“不要想那些了，身体好了，以后可以再生啊”。
天真的我还和导师说，“刚好得了个国家奖学金，3万块钱，够治病了”。其实，阿廉事后告诉我，当时的医生告诉他，“准备50万，5年存活的只有10%”。再说，当时我属于危重病人：肛周脓肿、怀孕、发烧、疑似白血病，这些标签证明了我病情的严重性，医生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书。
无奈，阿廉通知了远在辽宁老家的父母，这是医院的规定，病危患者一定通知本人父母到场。
幸运的是，我到急诊后，挂上盐水，高烧就退下去了。但小便出了问题，因肛周脓肿已经发炎增大，使我小便无法排出，没办法，只能上导尿管，而这一上就是一个月。
阿廉后来和我说，当他帮我去倒小便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直到生病前，从没输过液。没想到，一病竟是这么大的病。
经过急诊两天两夜的治疗，我的高烧退了，肛周脓肿有好转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中。
4.
在妇产科，我收到了第2张病危通知书。
在确诊为白血病后，我和别人不一样，需要先引产才能治疗，而引产在当时又是一道关。
急诊的时候，妇产科的医生去帮我检查过，看看孩子的胎心，说都很正常。
现在想想，近6个月的胎儿，我能感受到ta在动，很想看看ta的样子，很想，舍不得。但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只能接受。
引产当天，医生找到阿廉，说明了我的各种潜在风险，并签了病危通知书。
妇产科的护士帮着家人送我到产房的时候，把我接下来要打的盐水全部带上，因为谁也不知道要生多久，而且只能顺产。因为剖腹产有刀口，易感染不易愈合，对于白血病的治疗非常不利。
引产和其他孕妇生产是一样的程序。当我被推进产房时，里面都是待产的孕妇，一会儿听到几声产妇的疼痛声（那里面不像电视演的那样，产妇可以肆无忌惮的喊叫以缓解疼痛），一会儿听到出生宝宝的大哭声，但这些都是一种“生”的喜悦。
对于我，在那个充满冷气的房间，我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待产，没有“痛并快乐”的感觉，反而是死亡的逼近。而对于即将出生的宝宝，ta还来不及认识自己的父母，感受人间的美好，就要走进另一个世界，这种出生即死亡让人心痛不已。
幸运的是，我的生产很顺利，孩子出生后，我在产房观察了1个多小时，并且输了1袋血小板，以防止出血过多。
当孩子出来后，ta就在我的大腿下面，我能感受到ta的呼吸，我央求里面的医生帮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不耐烦的说，“看啥看，保命要紧”。她可能觉得我心还挺大，还管男孩女孩呢，自己生死都是未知。
其实，我只想知道ta存在过，我的儿子或女儿。看着医生随便地把ta放到一个黄色的方便袋中，带去火化；望着那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乌黑的头发和白白的脸蛋，这个场景时常在我脑中闪回，终生忘不掉。
5.
第一次化疗，我收到了第3张病危通知书。
引产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血液科接受化疗治疗。对于一个刚刚引产的病人，大剂量的化疗很难承受，所以，在化疗第六天的时候，我就再次出现高烧的症状，没办法，本来7天的化疗药剂量只能用到6天。
因为肛周脓肿还没完全好，导尿管还在身上，加上刚刚引产结束，我只能躺在床上，后续高烧的日子，更是难熬。
正常人每天早上的体温是最低的，而我早上最低的时候体温都有38.6，到了下午和晚上会更高些，39度多都是家常便饭。衣服每天都会湿透，鼻子因鼻窦炎呼吸不畅，化疗引起的恶心，高烧影响的睡眠，而且又不能洗澡，不能走路，整个人感觉真是度日如年。
那时候的盐水基本是24小时不间断，高烧几天后，医生把能用的药都用了，还是不见热度下来，如果再这样烧下去，人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阿廉当时最怕的就是医生找他，因为医生找他肯定没有好事。
这天，被医生找去谈话的阿廉回来了，到病房，不做声，看着我一直流眼泪。
姐姐问他“怎么了？”沉默，眼泪止不住。
我问，“医生怎么说的？”
阿廉说，“你老婆现在这个情况，不治的话3个月，治，6个月。”
这是2013年11月初，我刚在医院过好33岁生日，医生给我的生命期限：最多半年，而这时，我收到了第3张病危通知。
再后来，医生说要退烧，只能用一种自费的药试试看，1支1千多，每天2支。幸运的是，这种药用到第3天，热度慢慢退下了了。与此同时，我第一次化疗也即将结束。
6.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大难不死的人能有多少呢？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活下去。
我经历了命悬一线，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庆幸自己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不要被病危通知书吓倒，在生死关头，我们内心得有坚定的信念—“我不会死”。我觉得，这也是我能活着的内在力量的来源。
命悬一线时，我们要有精神依托，哪怕是菩萨、神父，亦或是已故的父母，而这个精神支柱可以给予我们力量—活下去的力量。
我经常和自己说，那么难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的难关也会过去，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还会安慰自己，既然我与宝宝无缘，那ta的离开就是为了我的存在，我一定好好活下去；我更会告诫自己，有那么多人的关心和鼓励，我要活下去才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爱。
命悬一线时，需要信念；
经历了命悬一线，懂得珍惜；
感受过命悬一线，见证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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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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