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的时候就感觉他很老了，经常弓着身子，吭吭吭咳嗽，黝黑的皮肤上皱纹横生，头上扯着白头巾，腰间系着白腰带，腿上还缠着黑绷带，20世纪末期在农村这种打扮已不多了，而他一直这样穿着着走进21世纪。
他和奶奶、大伯住在村子的东边，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住在村子的西边。小时候，我常牵着弟弟的手穿过长长的街巷到他那边去玩，玩兴正浓，妈妈会忽然出现，脸色阴沉，强行把我和弟弟拉走。我们理解不了妈妈的怨愤，她和爸爸经常因为那边的事情争吵。
渐渐长大，我才知道父亲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奶奶也不是我的亲生奶奶，大伯与我们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他十五岁父母就去世了，唯一的兄弟外出参军，独自守着老屋，经营着几亩薄田，四十岁还未成亲，后来在一个远方兄长的张罗下抱养了我父亲，再后来又在邻居的撮合下带着父亲与住在村东头的孤儿寡母的奶奶和大伯一起生活。奶奶的强势与泼辣在村里是出名的，最初的日子他会带着父亲重回老宅，他挑着箩筐，一头坐着年幼的孩子，一头放着锅碗瓢盆等家什，吱吱牙牙穿街过巷，两旁的路人打趣着：又被赶出来了。就这样他与奶奶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老宅里能带的基本都带走。
在那个家里，他总是忙忙碌碌。做饭，洗衣服，挑水，劈材，上地，没有他不干的，也没有他干不了的。奶奶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倒豆子一般没完没了地下达指令、数落指点，不时扭动身子哼哼呀呀着头疼、肚子疼，累了就不停地叫着大伯的小名，大伯30多岁了还单身，她为他操尽了心，叫不来，她就让他搁下手头的活去找他。
父亲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参军，娶妻，后来有了我后母亲独自拉扯度日艰难，不得不复员回家，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他说，那时候同批人到期转业的都有了好的去处。娘家还殷实的母亲被这种家徒四壁深深伤害，饱尝了“白手起家”的艰辛，把这种不幸归结为他的失责。
他周到地照顾着奶奶，打点得那个家井井有条，儿子的日子过得好坏似乎与他无关。没有生育情，却又养育恩，那边的收秋打夏父亲会帮衬些，母亲坚决反对。“那边”成了引发他们争端的导火索。后来由于“车轮事件”我们两家彻底划清了界限，父母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父亲在市里揽过些生活，工程完工后雇主耍赖不给钱，但工人的工资不能欠，父亲找了些人手把工地上还算值钱的设备卖掉结了大家的工资，家里留下了两个手推车轮子，这事不知怎么传到邻村几个地痞耳中，当时大伯也随父亲做工，他们找大伯要车轮，大伯要他们找我家要，那几个人发疯似的奔来，以大伯说我家有为名强取，其中一人还拿刀向父亲的头上砍来，后来吵闹声，母亲的呼喊声惊来了邻居，那些人才慌忙逃窜。这件事后，父亲的头上留下了疤痕，奶奶袒护亲生儿子，认为大伯没错，疤痕深深留在了父亲心中，两家人从此不相往来，而他，以奶奶家人自居，与我们的关系疏远了好多。我和弟弟不再去那边玩耍，不需要母亲的警告，我们小小的心里已站了队。
我们在时光飞逝中成长，那些旧日的恩怨也暗淡在岁月的长河里。那一年我考上师范，家里要请客，父亲说去叫他过来热闹一下吧，于是十几年后我又踏进了那个熟悉的院落。他在门墩上坐着编箩筐，黝黑粗糙的面孔上烙下数不清的深深的褶子，背驮得更深了，咳嗽的更厉害了，虽然我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我的邀请他还是犹豫了片刻，后来回屋和奶奶说了点什么才同我一起回。那是他第一次踏入我们的新家。他心不在焉地走进去，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能把奶奶也叫来。我们按照他说得做了，把走路颤巍，精神矍铄的奶奶接了过来。他很开心，俨然一副长者的做派，在席间忙东忙西。
后来每次回家，我总要到村东头去看望他。那四合院子，原来住着三户人家，他们住南屋，北屋住着王奶奶一家，东屋住着孤身的秦奶奶，再去时秦奶奶已作古，屋子的山墙豁开了个很大的口子；王奶奶的老伴离世，孩子们分开过，偌大的屋子里只留她一人，人老眼花，半天看不清我的模样。院门外的碾子横梁被折断，如同一个断臂的老人晃荡着空空的袖兜哀怨地望着天空，园子里的那棵椿树不知什么时候也给伐了。他真的老了，再也扛不起一袋麦子，但他会分几次来扛，那个忙活劲像以前一样。
岁月没有销蚀掉奶奶的倔强和要强，反而越老越纯熟，一张嘴叨叨个没完，东家西家的数落，说说大伯，再指派着他。他能忍，事事听她的，有时外人在旁边他实在听不下去也只是充满爱意地瞪她一眼。他总说她身体不好，不能生气。她真是个有福之人，遇到了他这么体贴，这么宽容的人，去他家串门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我们过去见他在院子忙活时，他会用手势指点着告诉我们奶奶在家里，让我们进屋，然后奶奶会喊他给我们拿好吃的，有时临走时从肚兜里摸索出一些零花钱让他给我们，我们推脱着不拿，他喜滋滋地望着我们，说是奶奶给得就拿着吧。偶尔我和弟弟会留下吃饭，他兴奋的满眼放光。我做饭，奶奶在炕头上张罗着，他忙得团团转为我准备东西，需要置办的他从奶奶那领上钱就出去了，一会儿工夫东西买来，又不停地拨弄火。饭做好后他让我们先吃，让奶奶先吃，让大伯吃，自己落在最后。单身的大伯对他并不友好，也一直是以叔叔相称的，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我父亲一直称奶奶为母亲而他不能称他为父亲，但他好象并不在乎这些，没有人给他正名，在那个家中他已经担当起了所有的责任。
那一年，奶奶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是老年白内障，做手术要花钱，在农村，老人都想着离大去的那一天不远，舍不得花这笔钱。他爱莫能助，生活中用到的一分一厘都需要经过奶奶之手，他能做的是照顾好她，照顾好这个家。因为看不见，奶奶的脾气日益暴躁，大伯也时常发牢骚，他忍气吞声。奶奶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要去街边闲坐，去巷子里找人唠嗑，她要去哪，他就得把她搀扶到哪，过后再接回来，折腾的够戗，他自己都得小心脚下，何况还带着一个成了盲人的奶奶。他没有怨言，他说这样她的心情能好些。
他的身体并不好，从小就有哮喘，一直吃着药，他在忙活中忘了自己。父亲曾让他回来与我们一起住，但他离不开奶奶（而奶奶是绝对不会过我们这边住的），在那边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所以也就不了了之。父亲没办法，叹息着，他愿意受就让他受吧。
一年又一年，忙忙碌碌，转眼他已八十岁。春节过后，我去看他，他正哼哧哼哧着在院子里扫雪，背深深地驮下，身子颤抖着，脸上胡子拉碴，眼睛凹陷，整个人瘦了一圈，似乎所有艰辛生活的痕迹全镌刻在他身上。帮他扫完雪进家，见奶奶躺在暖暖的炕上，像牙疼病人一样哼哼着，他说她难受了一晚上，现在好多了。每次见到她都是这样哼哼着，数落着自己浑身的毛病，我不知道她到底有多难受，只听说她在他的搀扶下整日里走街窜巷。送我出来时，他说他最近吃饭总噎的慌，吃不了多少了，看到那双浑浊的眼睛上蒙着的泪水，我一时心头哽咽。
回到家，我与父亲说了他的情况，我说他是不是生病了，应该到医院检查一下。父亲沉默了半天说道，是食道癌，晚期。那一刻父亲的眼眶湿润了。他说他年前过来说吃饭难以下咽，老早就感觉喉咙不舒服，一直没在意，最后影响到吃饭，这才找他说的。他听后就已经清楚了他的病症。
他与哮喘打了一辈子交道，最后夺去他生命的是癌；劳累了一辈子，最终还要饿着离开。生活是如此讽刺。为了抑制癌细胞扩散，延缓他的生命，父亲在镇里给他配了大包小包的药，对他闭口不谈病情的严重性，只是让他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又买了奶粉等利于吞咽的食物，他在尽着一个做儿子的本分。
他隔三差五地过我们这边，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有时转一圈就回去了；遇到父亲在家时，就坐一会，支吾着向他要买药钱。他身上是从来都不存钱的，在那边他花的每一分都是向奶奶要的，只是近来在奶奶那已经很难要到钱了，他才不得已与父亲开口的。父亲说要不还是过这边吧，他说他走不开，奶奶看不见，她身边不能没人。他不再说什么，把需要的药买齐，再拿给他一些零用钱。
无法吃饭，他愈来愈消瘦了，走路也踉跄起来，病情恶化的很快，后来只能躺在床上，强咽点稀饭。那晚大伯过来让父亲去把他接下来，父亲愤怒，说养活了你几十年也应该尽点孝心，大伯扬言不接的话他给送过来。生气归生气，当儿子的该怎么做，父亲很清楚。就这样，他躺在三轮车上被父亲接回了家。临来时他还对奶奶说养好病他再回来。
几十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家，住进了儿子的新房。躺在大屋的床上，他已经衰弱的有气无力，稀饭喝不进去了，水也无法下咽，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他盼望着自己的病快点好起来，他还是想回去，在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面前，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了对生命消逝的悲悯，母亲安慰他，让他安心养病，答应康复后再送他回去。
谁也无法取代奶奶在他心中的位置，他躺在病床上依然在吃力地叫她，可她一直没来看望他。后来父亲亲自把她接了过来，她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说了些安慰的话，垂了几滴眼泪，就嚷着要走。父母希望她能住下，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可她执意要走，父亲只好送她回去。病床上，留下他依恋的目光。
他静静躺在空荡荡的大屋的床上，似睡非睡，他知道顺着输液管流下的那些液体能治好他的病，所以他很安静地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不管生命的过程多么艰涩，活着就是最好的。他的气息已很微弱，父亲时刻陪在床前，怕他就那样去了。奶奶和大伯还是没有来，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几乎是乞求着让他们一块过来看望他，对他至少是一种安慰。
就在他们离开的那一晚，他去了，父亲发现的时候他已走了，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肤色也似乎好了起来……
奶奶以后不和他隔葬，这是他们当初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约定的，他几十年的付出，也没能改变她当初的决定。她在为她的儿子守着一个完整的家。
他平平凡凡，操劳忙碌的一生随着他的逝去如云烟般散去。我们总是认为他太苦了，付出的不值得，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曾把那个家真正当做自己的家，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也许他是幸福的：一辈子认准一个人，牵挂她，照顾她。
他走后不久，奶奶的眼睛做了手术复明了，她至少能照顾了自己，我想他在那边知道的话，也会很高兴的。
我每次想起他会心痛，忍不住泪水涟涟，他是我的爷爷，我的亲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