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路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来日无多了，会坚持到远方的亲人那里走一趟，作为此生最后的告别，能解的结都要解开，能做的事就该做个安排，人都要死了，总不能心里揣着个疙瘩，这就好像是人生最后的告别仪式。

记得还是2014年初的时候，保姆告诉我，父亲想回老家上海看看，他和保姆说，如果能回去一趟，也许他还能活几年，要不然他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父亲姊妹七个，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已经去世了，在上海还剩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在乌鲁木齐。

那时候，89岁的父亲因为心力衰竭，脑梗偏瘫，在家里活动都很艰难，我根本就不会考虑送父亲回上海去。那时候，父亲还跟我说要立下一份遗嘱，我当时说不着急，他却说立遗嘱对我有好处，我知道他想避免在他身后给我留下麻烦。之后我就问了他对有关事宜的安排，在纸上做了记录，并草拟了一份文件。只是阴差阳错，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把遗嘱内容让他确认签字，当他再一次脑梗发病之后，父亲便只能躺在床上，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能力，也就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父亲就与世长辞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就是要辞路啊！当我想明白父亲的愿望之后，因为没有能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让我一直心存遗憾。

过去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辞路这个风俗，还是在父亲去世后，我看了一些文章才知道了，在我们传统习俗中 ，还有辞路这种情感特色浓重的人生仪式。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那份对生命、亲情的眷顾之情。父亲一生都是极其刚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情麻烦别人，老了以后，尤其他病了以后，很少给我提什么要求，生怕给我增添什么麻烦。

2015年2月21日，我清楚记得父亲最后离开人世的那天晚上，我在ICU病房的外面守候着，后半夜里急诊科病房的走廊出奇的安静，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焦躁急迫，没有了穿梭的人群，奔跑的医生，哭喊的病人家属，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我的心里很紧张，走廊里的任何声音都会让我站起来，我闭上眼睛却没有丝毫困意，我感到父亲很快就要离开我了，我似乎能感到父亲的灵魂就要脱离他的身体，而父亲还没有撒手，父亲的灵魂在病房的上空漂浮着，却一直不愿离去，他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还在挂念着什么？

晚年的父亲还有一个愿望，我也没有能够帮助他实现，就是他想回在贵州读书的地方看看，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大定的乌鸦洞航空发动机学校。抗战初期，我的爷爷就随着中国国货公司转移去了后方，上海只留下奶奶带着七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姑姑刚出生不久。公司为了躲避战火一直向着西南撤退，爷爷从上海到汉口，又从汉口到昆明，再从昆明到贵阳，到香港，爷爷的脚步最后停止在了那里。爷爷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那天的晚上离开了人世，年仅46岁。1942年8月，十六岁的父亲历时近两个月从上海来到贵阳，由爷爷所在的中国国货公司资助到贵阳清华中学读高中。后来他又报考了大定航空发动机学校，录取为技甲一期学员，成为了一名空军学员。学校设在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位于大定县羊场坝乌鸦洞。

一九四六年七月父亲从技甲一期毕业，调到沈阳接收管理几家日伪航空配件工厂，二十岁的父亲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官。父亲自十六岁离开上海去贵阳读书，从此一生都是在外奔波，在他身上唯一的老家记号就是他讲的上海话，记得那年回上海，他朋友的孩子说，徐伯伯的上海话是最正宗的，几十年乡音未改，都成了经典。虽然父亲总是说他十六岁就离开了老家上海，一生都是在外漂泊，他对故乡并没有那么深的眷恋，可我知道他还是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在上海启动设计研发国产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项目，从全国各地的航空企业抽调技术人员，当时父亲是可以去上海工作的，可是当时政策只允许带一个孩子回上海，于是他就放弃了，以至于很多年后，我舅舅还对我抱怨我的父母目光短浅，当时就应该带着一个孩子先回上海，可是父母亲还是舍不得。

2009年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几乎是隔一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小舅舅和舅妈知道以后就从杭州过来看望父亲，还叫上了我在松江的表姐，小姑姑知道了也从上海过来了，他们担心再不来就看不到父亲了。11月他们来的时候，父亲正住在医院里，这一次是父亲与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我想那是舅舅他们代替父亲过来辞路了。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知道谁也没办法让他再回家了。每当我到ICU病房去看他的时候，只要他醒着就是眼睛盯着我看，他发不出声音，说不出话，最后一个字也没有给我们留下。2015年2月22日凌晨，ICU的医生告诉我，父亲就要离去了，我走进ICU的病床前，父亲安详的睡在那里，旁边的心电监护仪器显示着他的血压，心跳，呼吸节律越来越慢，渐渐的成了一条直线，凌晨四时二十分他悄无声息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