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与朋友聊起四百多年前明王朝对罗旁山瑶人的那场大规模征剿，朋友说那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站在时局角度看，当时严重的“瑶乱”问题的确需要进行根治，而站在人道主义角度看，那一次征剿又使得罗旁山瑶族生灵涂炭、接近灭绝，所以很难用一个令当时汉、瑶双方都能认同的观点去评价这件历史往事；对于朋友的这个论述，笔者基本上认同了他的观点。而对于历史上罗旁瑶的兴衰，笔者则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述，认为它对于今云浮地区数百年间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一、罗旁的历史

云浮历史上，有过罗定直隶州、东安县、西宁县（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罗定、云浮、郁南），这三邑合称为“三罗”、“三泷”；实际上，这三邑是在明万历初年罗旁山瑶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有取“罗旁事定”、“东安西宁”之意。而明廷通过平定一场“瑶乱”就设立一州二县，使当时的广东出现了“十府一州”的状况，由此可见此次军事行动对于明朝官方而言是有多么重要的。因此，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要大概了解一下罗旁山的历史。

其实，罗旁山并不是指一座单独的山峰，而是泛指当时西江中游南岸今云浮地带的瑶人啸聚的一个山区。瑶人自称为五帝之时帝喾女婿盘瓠的后代，是当时岭南越人之后、汉人以外的一种土著居民，大体上以山区为聚居地，有“无山不成瑶”之说，而元、明之时罗旁山区的瑶人非常多，“罗旁瑶”因此大名远播。历史上的罗旁山区非常大，史载“罗旁东界新兴，南连阳春，西扺郁林、岑溪，北尽长江，与肇庆、德庆、封川、梧州仅界一水，延袤千里，万山联络，皆猺人盘踞其中”。

历史上的云浮大地，因为山崖险阻、少有兴筑而被称为“岩疆”，又因为瑶人啸聚于此而被称为“盘瓠酋穴”。清道光《东安县志·山川志》载：“扶舆之精，融结而为山川。表里流峙，如砺如带，明王建都义视诸。此邑当千崖万壑閒，古称岩疆，岩险实甚。”又明万历六年知县萧元冈《告城隍文》曰：“睠兹东安，旧为盘瓠酋穴也，仰赖天子威灵，一鼓歼灭，攘荒剔翳，开城置邑。”

二、汉瑶的较量

在三邑设立以前，罗旁山区除了瑶人聚居之外，还有部分汉人、壮人居住。在古代，瑶、壮等少数民族很少有服从汉人统治的，屡屡与汉人为敌，所以汉人称呼这些少数民族时则一般加上带有反犬旁的字对其加以侮辱，如以“猺”呼瑶、以“獞”呼壮等等；再往前追溯，其实这是源于古代岭北之人对于岭南人的一种轻视心理，如唐代岭南新州人卢惠能上湖北黄梅求法时，五祖弘忍大师就直呼其为“獦獠”，这虽然有五祖鞭策、激励惠能的意思，但是也能反映出当时岭北人对于岭南人的一种常态性看法。

最初，汉人进入罗旁山区耕种，就多次受到瑶人的洗劫、杀害，等到官兵来征剿时，瑶人又迅速逃遁至深山之中，踪迹难寻，所以，当时的汉人及官兵对于罗旁瑶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重要隘口设置兵营及游鱼舟以预防瑶人，但这样被动的做法对于凶猛迅速的瑶人祸乱仍然是于事无补，瑶人亦尝得意地自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今云浮城区的九星岩，有一石窍，吹之则能声应山谷，据说这就是当年瑶人用来吹响以号令瑶众的，当时的瑶人还有“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的俗谣。清道光《东安县志》载：“（九星岩）一石有窍，吹之声应山谷，相传猺蛮吹以号众者，今呼为‘石角’。”

       按照文献资料的记载，当时西江南岸罗旁、绿水（应同属罗旁山区）的瑶乱最为严重。明《议剿泷水罗旁》云：“缘江南岸数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毁伤其一草一木。朝廷设重镇，置兵卫，果何用也。霍韬尝谓罗旁、绿水之贼，为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议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霍韬之子霍与瑕曾作《公无渡河》云：“公无渡河，罗旁绿水恶风波。深潭静夜舞蛟鼍，豺狼白昼血人多。血人多，将奈何。”而在下游的洚水地带，同样山高林密、瑶患严重，在当时的人看来，洚水一带的瑶患甚至要甚于罗旁、绿水。时少詹事黄佐《沿江新城记》云：“惟肇庆设郡，当百粤东西冲，险于走集，分巡西川林公应奎，陈臬莅任，首询郡县，博采舆情，咸谓新村驿、悦城巡司并建，背山面水，东抵禄步六十里而近，西抵德庆州百有二十里而遥，沿江之北，人民鲜聚，其南则丛林蓊蔚，为洚水恶猺所穴，比之罗旁绿水为甚，每遇警，民辄登山涉水以自存，商旅尤苦之，宜有功筑。”明嘉靖四十四年春二月，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两广总督）吴桂芳始条议立十营于罗旁以备瑶，“桂芳以为猺所恃者，两江茂林，今惟督兵沿岸开山伐木，且耕且守，制其出没，此不治之治也”，“于是自南江口下至新村降水一百二十里间，各辟地深八十里，立营十，营兵各百或二百戍之，乃稍靖”，结果就是“未几，流贼蟠据其中，大肆劫掠，营兵不能支，而大征之议起”。由此可见，当时西江沿岸瑶患之严重。

当时罗旁山区的少数民族除了瑶人之外，还有壮人。相对于瑶人而言，壮人则温顺许多，能敬畏法律，但是如果其恶念横生，则凶性暴露、杀人如刈艾；最初，壮人与瑶人互相仇杀，于是当地有司及管田之家则借壮人之力以捍瑶人，但后来壮人势重，与瑶无异，反而一度倡乱为祸，后来官兵大征，剿绝残党，招抚尚存，分拆东安，日久逐渐衰落。清道光《东安县志·外事志》载：“獞（壮）人：性质粗悍，露顶跣足，斑衣短裙，鸟言鹄面......居常畏法，不异平民，及其恶念横生，则杀人如刈艾。初时与猺人相仇杀，有司及管田之家颇借其力以捍猺人，后势重，遂与猺人无异。嘉靖二十三年倡乱，为祸最烈，后大征，剿绝残党，招抚尚存二三百丁，分拆东安，日久渐衰，间有一二，亦且混而为民矣。”然而，罗旁瑶人自元代至明代数百年间，屡屡举事为祸，官兵虽然多次进行征剿，但最终未能彻底剿灭其残余，所以当时的罗旁瑶即将要面临一次浩大的劫难。

三、大征与善后

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中叶的罗旁瑶举事是少数民族不堪朝廷压迫而发起的起义，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是当时罗旁山区的汉、瑶二族因为仇恨、积怨而引起的持续数百年的纷争，而瑶人倚山为势，荼毒汉人，确实为汉人带来了不少灾难和祸乱，这严重影响到明王朝在地方的统治根基，朝廷在多次派兵征剿瑶人而没有彻底根治问题的情况下，最终在明景泰年间设立提督两广军务（两广总督），专门针对两广瑶乱开展军事行动，旨在彻底平定瑶乱。而直到百年以后的万历初年，时任两广总督凌云翼才算是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明万历四年，在总督凌云翼的部署下，两广用兵计二十万（陈璘谓“主有土兵，客有浙兵，而狼家之兵尤多”），由广东总兵官张元勋、广西总兵官李锡指挥，分罗旁、泷水、岑溪、阳春、新兴、德庆、伏峒、南乡、茂名、信宜十哨从十路向罗旁山区进发，大举征剿罗旁瑶，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罗旁山区最大规模的征瑶，多数瑶人在此次大征中丧命。陈璘《罗旁善后功迹碑》云：“天子在御之四年，道化翔洽，四方内外，罔不率俾，独罗旁僻在东粤一隅，猺贼犷顽，累世为梗。于是督臣仗天威，直捣其穴而歼之，名在旗常，勋越今古......盖自始事以至凯旋，行师甫四阅月，剿平至千余里，积年蚕食之土宇，悉归版图，累世被戮之官民，尽偿冤惨。计自两广用兵，功未有并于此者也。”

明军大征之后，罗旁瑶乱基本上被平定，瑶人作为罗旁山区主体居民的历史基本结束。大征之后，土地腥赤，百废待兴，自然需要朝廷和官府进行一系列善后事宜。在诸多善后之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朝廷准凌云翼所奏，在原罗旁山区及周边一带地区设立罗定直隶州、东安县、西宁县，以加强明王朝对此地的管治，避免瑶人残余卷土重来，真可谓“功奠三邑”。时工部尚书陈绍儒《开置东安县城碑》云：“皇帝仁覆八荒，烈烈神武。万历丙子，帝令师征罗旁，前督府司马凌公云翼，师中条议善后，开州拓县，规恢唐宋土宇版章，经文纬武，改泷水县开州治，州以东，县东安，城麒麟石，州以西，县西宁，城大峒......二县四所，雄分六城，岳跨罗旁万山，千里纳寸眸而拳一掌，治保万年。”

大征前后，有不少重要官员都为此次大征作文，从不同角度论述和记叙此次大征；如总督凌云翼的《大征三疏略》、名臣海瑞的《总督凌公平罗旁猺寇序》、总戎陈璘的《罗旁善后功迹碑》等，这些作品都是大征与善后事宜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很多官员关于城邑开置、建设之类的作品，诸如东安县首任知县萧元冈的《开城启土告山川文》、《告城隍文》、《文庙立主告文》以及时任工部尚书陈绍儒的《开置东安县城碑》、万历朝状元黄士俊的《东安重建儒学记》等等，这些都是善后建设的重要文献。当时著名的官员、诗人区大相亦有《罗旁定后舟经两山纪行作》吟咏善后的罗旁故地：“此地昔通道，曾劳十万师。遥传破胆略，始有息肩期。丹徼疆重辟，苍梧俗旧疲。万山罗郡国，千水会黔漓。密树森如戟，层岚障似帷。春云低战垒，锦石驻兵麾。北首卑前代，西征又此时。皇灵消祲霭，优诏问疮痍。土俗馀椎结，溪途历险巇。听鸡知井落，巢燕觅茅茨。楂放新泥潦，猿啼宿雾枝。风前吟越客，花里笑蛮姬。夕泛冲江涨，归潮赴海涯。榜先沙鸟发，帆逐岸藤移。汉使裁溪笛，秦军护竹篱。楼船今罢议，无事更南窥。”

四、汉人的建设

明万历四年大征之后，罗旁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三邑的设立，标志着汉人作为三罗地区主体居民的历史正式开启。万历四年后，开始有各地汉人响应号召，陆续迁入三罗落籍，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建设，使三罗成为今粤西地区的富庶之地。

实际上，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当今云浮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明万历年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以罗旁大征或三邑设立作为云浮历史的起点，万历大征、建邑于云浮漫长的历史而言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三邑之地在原来就分属新兴、高要、德庆等州县，各自都有文化脉络、历史沿革、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我们不能以三邑的设立就抹去各地原有、更早的历史文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以东安县为例，早于东安县设立时间的人文古迹就有程溪浦龙母故居及龙母墓（周至秦）、社山葛仙园（晋）、陈高祖墓（南朝，又称霸先陵、陈高祖陵）、严穆墓（宋，史称“严大夫墓”）、严氏书斋（宋，位于都骑书山之上，严穆所筑）、严挺臣墓（宋，初在高要云秀台，上世纪迁都骑游鱼山）、盘古庙（宋）、永顺旧县（唐至宋）、九星岩道场（宋）、李质墓（明）、九迳寺（明）等等，当这些古老遗迹及历史文化串联到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脉络去着眼东安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状态。而在三邑设立以前，这个地方也并非是没有汉人的荒蛮落后之地，以东安县为例——都骑洞坑村，从北宋起便有严氏定居，严讽、严挺臣祖孙俱为进士，严挺臣因功勋卓著，去世后被追封为上柱国；腰古水东村，从明初起便有程氏定居；思劳都老村，从南宋起便有陈氏定居；另外还有晋康乡儒林里，明中叶时就有梁氏、陈氏外迁他地之记录。另外，在三邑设立之前，还有不少文人墨客为此地山川写诗、题刻、题名，以东安县为例——北宋张诩就曾在九星岩题刻“元祐二年张诩过此”等字、北宋李熙载及明初李伯震都曾作《九星岩》诗、明初宋濂为九星岩题名、明中叶陈献章作《渡程溪》诗、明嘉靖初年陆舜臣等人作《青旗拥翠》诗等等。

当然，万历大征之后，三邑设立，汉人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自己的城邑、家园，原来的大片荒凉之地，开始出现了坊都、村落、田园、桥梁、学校、坛庙、寺观、仓库、水利等等，这自然离不开初代邑侯代天开泰、披荆斩棘的功劳。如东安县首任知县萧元冈——东安县甫设之初，即使是县治一带亦可谓是一片荒凉、百废待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元冈走马上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营建东安县城。据《邑侯萧公去思碑文》云：“公始至，林箐丛密，贼孽犹在，兵者疮痍未起，民者归附方新，草野膏液，丘原骸骨，即稍稍自好，不敢正目而视，直当解绶去耳。”由此可看，萧元冈刚赴任时的东安县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但是萧元冈并没有因此“解绶而去”，而是“结茅九星岩畔，列栅以居”，日夜考虑着东安县城的营建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元冈“披草莱，亲负畚锸，露立茅居，划栅而守，徐乃作县，筑城、建学、设社、营仓库、定庐宇，愿耕者与之地，助工者与之田，编派里甲，平定科赋，栉风而出，戴星而入，盖夙夜殷忧，心力俱殚”，由于他的努力付出，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未及期年，百度就绪”。另外，还有参将陈璘，在三邑设立之后，便奉总督凌云翼之命，“大征后筑室分田以世兹土”，更协助东安建设。其在《罗旁善后功迹碑》中云：“善后建邑之初，听民迁徙，筑城助工，授田与世业。大司马凌公面谕璘曰：‘东山，尔辖地也，东山草创，民未安辑，尔既有成劳，且捐赀募兵以充戍守，若能授田立家，新附之民，永有固志矣。’璘于是毅然承乏，披荆剪棘......即吾东邑，自令尹萧公元冈首事以来，规模具矣，今令尹陈公公大，复兴废举缺，百度聿新，至使新造之区，与象郡相等，将继是而理者易易也。呜呼！大兵不发，则一方受荼毒之祸；善后不早，则百年无安枕之期。肆今狼烟息警，山城如画，行者歌，居者宁，缙绅、大夫、士，东西上下，而夜柝不击，斯果谁之力哉？”

以东安县为例，在萧元冈、陈璘及其继任者的建设下，东安县日渐兴盛起来，与岭南古郡无异，用陈璘的话说，就是“使新造之区，与象郡相等”。万历四年后，许多外地汉人就奔着东安县官方“募民占籍”、“愿耕者与之地，助工者与之田”的号召，拖家带口来到东安落籍，成为东安县建县以后的初代汉族居民。据笔者了解，在明万历年间及明末迁徙到东安县落籍的宗族，除了翁源陈璘宗族外，就有程乡陈世禄宗族、四会吴氏宗族、新会陈氏宗族、南海朱氏宗族等等，这些宗族无一例外都是最早参与东安县建设的先行者。

五、文化的碰撞

在三邑设立之初，三罗地区至少有三个民族的人在这个地方上居住，一是原来大征后留下来归服汉人统治的瑶人，二是陆续从各地迁徙至三罗落籍的汉人，三是原来大征后留下的壮人及帮助明军征剿瑶人的俍人（现在官方资料认定俍人为壮族人）。多个民族在同一个地方居住、生活、接触，自然就会产生多个民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的碰撞，继而实现文化大融合。

实际上，在今云浮地区，历史上因为平定少数民族祸乱而产生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很早就有，甚至比万历大征还要早。如位于新兴县井水殿山下的黎源村，有一个卞氏宗族，他们自称祖上来自江苏连云港，他们的祖先是明朝军官，在明朝时来到新兴县平定瑶乱（一说在明嘉靖年间追随谈恺到新兴县镇瑶），瑶乱平定后，卞氏便留守新兴，繁衍生息；而黎源村后的井水殿山，山上有云斛庙和岑母墓，云斛庙供奉岑义大王（相传为北宋侠士，民国庙碑则记其为汉代人），而岑母墓所葬者即为岑义之母（墓碑上有“勅封云斛庙岑”等字样），对于这一庙一墓的主人，黎源村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庙、墓在他们先祖迁来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年春分之日，他们都会集合前往井水殿山祭扫岑母墓，并且在年岁节日拜祭云斛庙岑义大王，以此表达他们对岑母、岑王的无限怀念及崇敬之情。而查阅文献史料，并未发现汉代或宋代新兴（新州）有所谓“岑公圣”或“岑义侠士”的记载，亦未见有关于岑氏“力守朝纲，尽忠报国，功在黎民”的记载；倒是有多种文献明确记载在北宋年间，新州有一位极具威望的起义领袖岑探，他因为会使用法术为民办事，使新州及邻近州郡的百姓都对他十分推崇，在民间积聚有十分高的人气，如此一来，就招致新州官府的忌惮，后来新州官府居然逮捕了岑探的家人，岑探无奈，只好率众起义，最后被广州、新州的官兵合力镇压、杀害。按照黄庭坚《黄几复墓志铭》的记述，岑探本来也是新州之民，可是后来岑探却成为新州“豪贼”，我们不难联想到从宋代（或更早）开始，两广岑氏一直都是岭南地区的土著豪族，如同岑探，他虽然是“新州民”，但应该不是一般平民，至少也是豪族之民，而后来能成为率众起义的“豪贼”，也是得益于其豪族的影响力，正因为其是“豪”，所以其才能成为“豪贼”。而从岑探回归到岑义，两人生活在同样的年代，一人生前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人身后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绝非普通百姓可以做到，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推论岑义至少和岑探一样，同出于新州岑氏豪族，因为生前有非同寻常的事迹而被后世所敬仰。最后回归到云斛庙和岑母墓的话题，我们根据上述理由就可以推论云斛庙、岑母墓就是新州土著民所建，而后来官府平定地方土著民祸乱之后，来自其他地方的汉人成为当地新一代居民，他们对于前代居民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遗弃，而是很好地继承了云斛庙及岑母墓的香火之祀，历经数百年一直延续至今，传承不辍，这就是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一个实证。

而自万历大征之后，三邑之内，就有汉、瑶、壮（俍）等族人居住。以东安县为例，汉人就是由东安县官方“募民占籍”而来的，无须赘述，而瑶、壮土著民是大征以后残留下来的，俍兵则是参与协助明军大征的。清道光《东安县志·外事志》载：“猺（瑶）人：本槃瓠种，即长沙、黔中五溪之蛮，性剽悍，轻生好斗......前明，设抚猺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贼，羁縻而已。万历初，复作乱，会师大征，十道分剿，所余残孽，在东者设猺官四名，猺总一名，猺甲二十三名，猺众四百六十四名，居二十二峒。自后，渐染民俗，生齿日繁，至有事读诵而列子衿者。”又载：“獞（壮）人：性质粗悍，露顶跣足，斑衣短裙，鸟言鹄面......居常畏法，不异平民，及其恶念横生，则杀人如刈艾。初时与猺人相仇杀，有司及管田之家颇借其力以捍猺人，后势重，遂与猺人无异。嘉靖二十三年倡乱，为祸最烈，后大征，剿绝残党，招抚尚存二三百丁，分拆东安，日久渐衰，间有一二，亦且混而为民矣。”又载：“狼（俍）人：原属粤西土州狼兵，向有狼总一名。万历初年，调剿罗旁猺贼有功，给以千总衔，钤束狼人，仍给狼田四十六顷耕赡。遇地方有警，调令裹粮听遣，无事则安耕为民，今县之西北歌村十三峒即其世居也。俗粗鄙，信巫尚鬼，迩来渐染风化，咸知礼义，耕作诵读，婚姻往来，与齐民伍，斯则其狼习之渐驯矣。”

综上所述，无论是瑶人的“渐染民俗，生齿日繁，至有事读诵而列子衿者”，抑或是壮（俍）人的“间有一二，亦且混而为民矣”、“渐染风化，咸知礼义，耕作诵读，婚姻往来，与齐民伍”，我们都能看到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极深，甚至被汉“同化”，“渐染民俗”、“混而为民”、“渐染风化”、“与齐民伍”。同时，汉人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亦颇深，如三罗地区汉人有爱唱山歌、跳禾楼舞、拜祭盘王、卜问鬼神、打醮祈福等风俗，就颇受瑶人文化影响。数百年来，汉、瑶、壮（俍）等族的文化碰撞、文化融合，让三罗地区的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六、从盘王到张公

       笔者认为，一个地方的信仰最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精神风貌。数年前，笔者与朋友赴郁南县连滩张公庙参观南江文化（连滩）艺术节活动，驱车从南江口一路进入连滩，沿途所见庙宇甚多，其所供奉者，多为盘王、张公；笔者认为，这种信仰现象恰恰反映了三泷地区四百多年精神风貌的蜕变。

       盘王，就是指盘瓠，经过文学创作为“盘古”，是传说中瑶人的创世神，被尊称为“盘王”，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盘瓠和盘古并非同一人，前人就有“（诸瑶）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的说法，但可以确定“盘王”就是瑶人的祖先；张公，就是指明万历初年广东总兵官张元勋，他因指挥明军大征罗旁山、平定罗旁瑶乱、推动三邑建立有功，而被三罗汉人尊称为“张公”，建祠庙祭祀。可以说，从盘王到张公，一前一后，前者是罗旁瑶的“创世神”，后者却是罗旁瑶的“克星”，二者身份可以说是有着天渊之别，然而最后却能相安于泷江之畔，各在庙宇享受香火，共同见证着三罗大地数百年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笔者以为这一现象值得后人玩味。

       实际上，三罗地区供奉盘王和张公，就见于文献记载。如清道光《东安县志》载：“龙岩：在虎岩之右，隔河对峙，内有清泉蜿蜒自‘龙喉’吐出......宋有盘古庙，至今尚存。”这座被文献记载在宋代就已经有的龙岩盘古庙，可以说是有文字记载的最为古老的盘王庙宇之一，至今当地还有龙岩祖庙。又《东安县志》载：“张公祠，在宁坡堡新墟，祀总兵张元勋。按：勋，福建漳州府人，万历四年，大征猺贼，卒于军，士民以有功地方，立庙祀之，历今百有余年，声灵赫濯，撼灾御患，诚一方保障也。旧设有宋桂横水渡、连滩圩渡，岁收租银，以供祭祀。”这座张公祠，应该就是宋桂张公庙之前身，《明史》记载张元勋因征剿罗旁瑶有功，“进都督，改荫锦衣”，后来“寻以疾致仕，卒于家”；而《东安县志》则载其“大征猺贼，卒于军，士民以有功地方，立庙祀之”，这就符合当地流传的张元勋在征剿罗旁瑶时去世、真骨葬在宋桂张公庙神座之下的传说。如果说，盘王信仰是源于瑶人对祖先的崇拜和缅怀，那么张公信仰就是源于汉人对功臣、英雄的崇拜和缅怀。在三邑甫建之初，三邑之地才刚历经一场血腥的战事，此时虽有汉人迁入充实赤地，但“林箐丛密”、“草野膏液”、“丘原骸骨”的荒凉景象着实令人怖惧，所以当时的人们亟需一位神格化的英雄人物出现作为他们的“保护神”，而作为广东总兵官、抗倭英雄、“平蛮将军”的张元勋便成为时人崇拜、供奉、神化的对象，而供奉其之祠庙亦被褒为“声灵赫濯，撼灾御患，诚一方保障”。“千古英风留保障，三罗俎豆拜将军”，“息荡群氛，威扬百粤；屏维王国，绩炳三罗”，“荡寇平蛮，威辟罗阳成乐土；庇民护国，恩流泷水庆安澜”，这就是三罗人对于“张公大老爷”的最高礼赞。

       如今的龙岩祖庙庙会和连滩张公庙庙会，都是云浮地区重要的大型传统民俗盛会，每到庙会之期，各种民俗活动精彩纷呈，这些活动融合了汉族和瑶族的文化内涵，将庙会气氛推向高潮。从盘王到张公，就是从以瑶人为主体的历史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盘王信仰和张公信仰的和谐共存，就是瑶人和汉人的和融共生，这正是三泷地区四百多年的精神风貌。另外，在粤西三罗一带的一些乡野庙宇，经常会有一座小庙供奉众多神灵的现象，这些神灵除了有代表汉文化的关帝、北帝、华佗之外，还有带有深深瑶文化烙印的各类“大王”、“先锋”、“大人”、“夫人”、“将军”等等，这就是汉文化与瑶文化融合的实例，更是当地人对本土文化认同、地缘认同以及增强对居住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归属感的重要体现。

       正如笔者的朋友所说，昔日的罗旁瑶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历史是由作为罗旁战事胜利者的汉人书写的，我们很难说当年汉人在记录那段峥嵘历史时没有因为存在偏见、隐瞒从而对已经远去的瑶人评价有所不公。历史已然过去，对于过往的无奈与不幸，后人只能发出无限感叹，而后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并用自己的观点给出见解，为后来者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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