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聊我的偶像法国新浪潮大将戈达尔了，哇咔咔。
前几天做梦，梦到跟杨玏和关晓彤是小学同学，时过境迁，我跟杨玏过着普通的生活，一日相约去找已经成了大明星的关晓彤叙旧。然后，还带着只有我们三个人才会懂的三组关键词，作为相认的“密码”。嗯，梦得有点穿越。醒的时候，想起来三年前、一年前，打马而过，白驹过隙啊。
本来今天想趁着睡前读一首东坡先生的词的，结果，就翻到了六年前写的这篇关于偶像戈达尔的短文。嗯，那今晚就是它了。想念那些挚爱电影的岁月，以及为了梦想无所畏惧的努力。
以下就是旧文
高中英语课时，有一堂是这样开始的，温文尔雅的老师进来挥手便写下两行中文：
中国队大胜日本队
中国队大败日本队。
完全反义词的胜败两字，放到再平常不过的语境中竟得出完全相同的意思：中国队赢了，日本队输了。老师自然是想告诉我们语言的不确定性，不独在英语中存在，中文中也是俯拾皆是。拿来作为引子，是因为想着戈达尔与电视的故事，想理清个思路，脑子便搂不住闸了，一个下坡直接冲到高中年代的记忆，不巧就对上扣了。所谓戈达尔不像其他导演那样轻视电视，也并非将之看得多高。不过，受限获益于自己的符号特征，确实令他更深入地思考了电视作为媒介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在声音与影像的关系上，如何与电影相差，是少有人能像戈达尔般持续研究并践行的。
从他与让-皮埃尔·戈兰领导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受雇于电视台，到与米耶维尔共同主持的声影制作社与莫桑比克政府、法国国家视听艺术协会的合作，戈达尔充分利用了电视资源，进行了当时的他在电影领域难于施展的影像探索。对于金钱秩序、技术秩序对影像秩序的影响，以及如何安排影像与声音的组合，是他从未停止的实验。他既看到了电视在技术上的灵活性，表示“我的种种观念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获得清楚的表达”，也注意到了政治秩序对电视的影像秩序的控制，“如果我一直是在拍电影，那只是因为不可能去拍电视的缘故，因为电视处处受到了政府的管制。”
无论如何，戈达尔进入了电视业，而且是积极地进入，像他在电影中一样勇于挑战固定的权威。他与国家视听艺术协会合作的两部作品《六乘二（传统面面观）》和《法国/旅程/回程/两个/小孩》在技术层面集中地显示了他革新与拨正的进取精神。在选择电视节目的受访对象时，他拒绝刻意的安排，他的标准是受访者具有积极意愿思考包括戈达尔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在镜头变化上，他很少移动，凡是动比用间离效果告知观众这不是必然的，只是一种经过特殊选择的产物；在影像的选择上，他主要挑战是专业人士是否是唯一的影像内容决定者。在戈达尔看来，以上这些都是要冲破只制造快感的传统影像流程，而将观众拉进意义生产的制作过程中。
当然，这些都不是本文的重点，闲言少叙。在电视领域的实践中，与电影作对比是戈达尔的一项重要思索内容。在他为莫桑比克政府做的研究报告中，他从当前的处境、反省思考的原则、可能的工作、财务层面做了概述，前两个部分被传记作者柯林·麦凯布视作“提供了戈达尔对于电视的思考一份最清楚的说明，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讨论他本身所制作的电视节目的角度”。《当前的处境》主要讲述了技术秩序对电视的控制，内含了莫桑比克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在引进电视时，文化上和财务上的“双重负债”，在此不多言，第二部分《反省思考的原则》可以说是戈达尔对电视与电影之间区别的精彩概要，现摘抄如下，以待参考：
反省思考的原则
A． 在一家电影院里许多观众群聚（聚集在一起）各人独自地坐在银幕前。
B． 在一间架设了电视天线的公寓房子里各个单独的民众群聚（聚集在一起）坐在电视银幕前。
这就是说：
A组：群聚的许多人是（变成）单独的（电影）
B组：单独的个人是（变成）群聚的（电视）
这就是说：
A=许多（群聚）→单一（单独）
B=单一（单独）→许多（群聚）
这也就是：
出游（aller） {从电影到电视} 或 {从A到B} 或 {从许多（群聚）到单一（单独）}
回返（retour）{从电视到电影} 或 {从B到A} 或 {从单一（单独）到许多（群聚）}
因此，得出下列的图式：
许多（群聚） 单一（单独）
单一（单独） 许多（群聚）
声影制作社位处在资讯的出发点和终点之间的交叉点上。
声影制作社在照明某一情境以看清楚它，或者（相反地）是去揭开它的面纱这层意义上，乃是光的制造者。
OK，我就是那个爱折腾软件的策划君阿随，没事搞搞视频、听听Nirvana、读读陶渊明、看看戈达尔的电影，生活就很美好。
如果亲爱的小伙伴喜欢这篇文章，阿随这里卖萌求点赞求支持哦，么么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