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小说《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在影视传播效果远远好于文字的当下，这本小说正式出版时，名字随电影叫了《芳华》，一起印就是10万册。

无可厚非。

只是，看到电影《芳华》将小说《芳华》中的何小曼改名为何小萍，严歌苓有过挣扎吗？

我的纠结，当然不是“曼”与“萍”的一字之差，而是通过小说厘清了何小萍的人物脉络后，有些不明白：冯小刚导演为什么要改“曼”为“萍”？

何小萍，是被刘峰带入文工团的，电影为塑造刘峰计，做这样的改动，无可非议。可是，细究何小萍被文工团的女伴们鄙夷的原罪，就有些没有根基了：何小萍身上为何总带着一股馊味？或者是影片中谁说过一句，抑或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就默认何小萍来自农村。可是，来自农村的何小萍怎么是刘峰从北京接来的？后来，电影告诉我们，何小萍的妈妈因为丈夫被关押到劳改农场不得不带着何小萍改嫁，拖油瓶何小萍在新家里得不到关怀，所以，她的性格有些乖戾身上总带着馊味。

人物脉络没有问题，是吗？“文革”中父亲被冤入狱，黑帮的后代受到凌辱，是特定历史条件导致人物命运发生了变故。我们可以这样假想何小萍的命运：假如没有“文革”，何小萍的父亲就不会被关，何小萍就能唱着《让我们荡起双降》茁壮成长——何小萍的命运起伏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但，严歌苓似乎更愿意还原人物命运的必然性，所以在小说《芳华》里这个女孩名叫何小曼。从“萍”倒回到“曼”，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曼”这个词有着浓重的小布尔乔亚气息，果然，何小曼出生在中国最洋气的城市上海，她的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编辑，写点散文剧本”。小布尔乔亚的婚姻，讲究的就是才子佳人，果不其然，小曼的妈妈“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随大流”。大流是，“反右倾”了，小曼的父亲成了右派，小曼的妈妈自然要跟右派离婚。右派不肯离婚，小曼的妈妈就百般凌辱以致他不得不喝药自尽。严歌苓在小说中畅想，假如没有反右倾，“那个家庭是温情的……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会给小曼取这样的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我则不同意严歌苓的假想。连严歌苓都将“善良”和“软弱”勾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错把善良当软弱，这我们国民的集体下意识。就算没有遇到严歌苓在小说《芳华》中安排给她的命运的周折，遗传了父亲善良本性的何小曼，一定也会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扭曲。

电影到底没有交代清楚，那只缝上了两团洗碗用海绵的胸罩，到底是不是一味否认的何小萍的。电影觉得，假如坐实了胸罩是何小萍的，等于给电影想要同情的人物涂抹上了一个污点？你撒谎了嘛。被一众肆意羞辱善良的人撕开私生活的遮羞布，被侮辱的那一方还不能以沉默表示抗争，这又是错把善良当软弱的集体下意识的一个例证，可惜电影生怕观众会想歪了何小萍，胸罩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加之电影删除了小说中改变何小曼性格的红毛衣事件，让胸罩事件在情节上显得突兀在结构上不落实。

何小曼的妈妈在右派自杀后改嫁给山东籍的官员，带着小曼住进了钢窗蜡地的洋房。因着这样的生活条件来之不易，小曼妈妈将丈夫如豆腐一样小心地捧在手心里，当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相继来到这个家庭后，小曼更成了一个受气包和出气筒。

何小曼的妈妈有一件漂亮的红毛衣。衣领上还坠着两只黑色绒线球。毛衣洗了以后变小了，小曼曾经央求妈妈将毛衣给了她，可妈妈让她等3年，“我自己还能穿的”。等了3年，小曼发现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这个曾经善良的女孩，竟然偷偷将红毛衣拆成了线，染黑后给自己编织了一件黑毛衣。纵然蛛丝马迹让妈妈猜测道，何小曼的黑毛衣就是她原来的那件红毛衣，可女儿抵死不承认让妈妈束手无策。此事的结果，让何小曼摸索到，做过的事情可以用死不承认搪塞得天衣无缝。胸罩事件，可说是红毛衣事件的翻版，所以，严歌苓的小说，虽然时间背景与电影相去不远，可因为作家的立意深厚于电影，留给我们的回味也绵厚一些：那些集体下意识，扭曲了多少善良人的天性？

严歌苓到底是一位善良的作家。小说中，她让何小曼在多年以后化身为沈姓女友，陪伴罹患肠癌的刘峰体面地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写死了刘峰，严歌苓还是善良的作家？那你让一个失去右臂、失去了婚姻、在生活中屡屡碰壁的战斗英雄，还怎么活着？谁都知道，萧穗子其实是严歌苓自己，也许回顾自己的往事让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很是犹豫和徘徊，《芳华》是我读过的严歌苓小说中叙事逻辑最混乱的一本，慌慌张张得随时在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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