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那之前，我对二舅一无所知。二舅并非我的亲舅，他是母亲娘家的堂哥。
五年前的一个清明，我随母亲去给姥姥和姥爷上坟，无意间在墓地遇到了二舅。那时他正蹲在一座坟前烧纸钱，看到母亲，就站起来打招呼。母亲让我喊二舅，我叫了一声，他走近几步，用满是老茧的手重重地拍我的肩膀说：“外甥个子不矮，可要记得孝顺你妈”我点了点头，二舅的眼睛里充满着慈祥与亲切。
二舅高而瘦削，有些驼背，皮肤黝黑，满头白发，两颊的络腮胡子，右眼角处有一块长长的疤痕特别明显。我当时心想他若年轻，活脱脱就是古书里水泊梁山的一条好汉。
母亲看了看那坟，问道：“那就是德明的坟吧？”
“嗯，是的。大妹子，我毕竟和他兄弟一场，总不能让他在那边缺钱花呀，清明就来烧点纸。”二舅的额头密密麻麻刻满皱纹，带着饱经沧桑的笑。
母亲点点头，说：“嗯，你也算对得起他了。”寒暄了几句，我们就离开了。
在回舅舅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妈妈，刚才那个二舅是给谁烧纸钱呀？”
“是一个叫德明的人，你二舅的结拜兄弟，那人差点就把你二舅整死了”母亲回头望了望远处的墓地，长叹一口气说，“像你二舅这样好人品的人，现在太少了。”
我们来到舅舅家时，舅舅和舅妈简直要把我们当成贵宾，正在忙里忙外地张罗着炒菜。午饭后，我就和我的舅舅说起在墓地遇到那个远房的二舅，舅舅说：“那是我本家二哥，他每年清明都去给德明烧纸，也称得上是重情重义。”
我越发好奇，就让舅舅给我讲一讲二舅的事。舅舅断断续续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了二舅在那荒唐年代里的经历。
二舅本来是亲兄弟俩，他的大哥抗美援朝时战死在朝鲜战场。四十多年前，年轻的二舅凭着性格耿直，又是“烈士家属”，当上了大队书记。村里还有一个叫德明的，单门独户，时常受人欺负。二舅看着不忍心，就拉着德明一起，点燃三炷香，磕头结拜为把兄弟，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从那以后，碍着二舅的情面，也就没人再去找德明的茬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寻求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紧接着，一场大范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席卷全国。那年冬天，当时造反派的头头给二舅下达了任务，说必须要挖出几个思想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走狗，作为负面典型来进行批斗。谁知道二舅当时白眼珠一番，桌子一拍，破口大骂：“哪里有那么多叛徒走狗？我这里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下达的什么屁任务？还给了名额？纯粹是乱弹琴！”
所谓“祸从口出”，二舅当众顶撞了下达“任务”的领导，造反派头头就打算先在二舅身上做文章。于是暗地发动群众进行检举和揭发，大大咧咧的二舅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二舅的结拜兄弟德明也写了揭发材料，当二舅糊里糊涂地被定为叛徒、内奸、走资派时，紧接着就是抄家、关押、游街示众和殴打。二舅的老婆也被逼得带着女儿含泪和二舅划清了界限，二舅的大队书记被撤掉，改由一名红卫兵担任，更名为大队革委会主任。
墙上白灰水写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那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街小巷。五大三粗的二舅被绑成了粽子，胸前挂着牌子，每天没完没了的批斗和游街，二舅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有一次召开批斗大会，二舅和另外几个人被押到台前。他的结拜兄弟德明右手攥成拳头，挥向半空，慷慨激昂地大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揭露二舅的“反动言行”，脸如菜色的人们像服用了兴奋剂，一个个群情激昂，声嘶力竭地跟着喊“誓死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二舅眼冒怒火，努力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因长时间下跪，膝盖麻木，两只胳膊都被反捆在后，双肩被红卫兵狠狠地按住，他终于只能跪着。
二舅张口刚想要争辩几句，个头矮小的德明眼疾腿快，狠狠地一脚踢来，二舅摔倒在地，嘴里灌进了沙土，额头重重地碰在台阶上，眼角处顿时划出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直流。几个红卫兵围过来，许多只脚同时踩上了二舅的脖子和紧紧捆绑着的身体。
因为德明“大义灭亲”，加上在批斗会上“表现突出”，大队革委会主任就把他的表妹嫁给了德明，虽然那女的一脸雀斑，但德明还是兴奋了好一阵子。好事成双，大队革委会经研究决定，由德明担任大队采石场的负责人，本来是单门独户的德明，一下子“飞黄腾达”。
结婚后的德明，一副趾高气昂、盛气凌人的模样，虽然采石场只有十多个人，他毕竟是一把手。第二年的春天，德明的老婆——革委会主任的表妹如愿以偿地生下了儿子，取名“春生”。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德明走路也哼唱着小曲，晚上睡觉的梦话里都带着笑声。
那时的二舅，已渐渐被批斗得像战败的鸭子，全无半点锋芒，变得唯唯诺诺，见人点头哈腰，在生产队牛棚里负责喂牛，每天浑身脏兮兮的。二舅的老婆，在革委会头头的撮合下，带着女儿改嫁给了邻村的一位老光棍。那人是个酒鬼，嗜酒如命，逢喝必醉，醉酒后就发酒疯。二舅的女儿，因病死掉，没用多久，二舅的老婆也疯了，时常会光着身子乱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一个深夜，不会水的她，竟跳进了深深的水塘。直到第二天，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才被人发现，打捞了上来。
俗语说“好景不长”，又过去几年，德明终于乐极生悲。采石场有一次点燃了炸药，很久也没有爆炸，众人都说再等一等时，德明发火了，讥笑大家胆子太小，他自告奋勇前去查看。可是等他走近时，炸药却突然爆炸。
采石场的众人一下子都慌了，手忙脚乱地去碎石块里挖掘，总算是找到了德明。他已经血肉模糊，一块巨石压住了他的胸部以下，他的脑袋耷拉着，头上脸上都是血，还没有死。
德明让人快去把二舅找来，他有话要说。二舅从牛棚急匆匆赶来的时候，德明已经奄奄一息，他睁大眼睛，断断续续的说：“哥呀……我现在恨不得给你跪下……我不行了……我那时举报揭发你……我是没有办法……我不揭发别人也会揭发……我不检举他们就要整我呀……我现在罪有应得……我的儿子春生……拜托你照看一下……”
二舅只是使劲点头，德明满是鲜血的眼睛流出了两大行泪水，终于停止了呼吸，眼睛始终睁着。大概又过了五六年，那个一脸雀斑的德明老婆也因病去世，二舅就把德明的儿子春生接过来，当自己的孩子抚养。春生后来考上大学，在省城有一份做财会的工作。
舅舅总算讲完，我长舒一口气。关于那个疯狂的年代，我曾在书上读过，但二舅的经历让我震惊。我更不曾料到，在墓地偶遇的那个远房二舅，竟会有如此坎坷的人生。
我问舅舅：“德明的儿子春生知道过去这一切吗？”舅舅说：“春生大概知道一些吧，你二舅被批斗时，他还没出生呢。德明被炸死的时候，他还正穿开裆裤。但春生知道是你二舅抚养他长大的，可是自从他在省城结婚后，回来得也就少了。”
我很想去二舅家看看，母亲叮嘱我别提过去的事，她就带着我去了二舅的家。
二舅的房子是两间老屋，年代久远，破旧而低矮，房子中间是土做的隔墙，墙面斑驳。外面的堂屋正中放一张桌子，几把凳子，里面的一间是他的床铺。整个室内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二舅要倒水给我们喝，我看那茶缸里面有厚厚的污垢，就拍拍肚子摆摆手说喝过了。
二舅去里屋摸索一会，拿出一个老式木盒子出来，他打开木盒子，又揭去层层包裹的红布，从里面拿出两枚银元来，对我说：“外甥第一次来，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我感觉很不好意思，特别是我刚听完舅舅讲述二舅的经历，我忙说：“我不要这个，我都没有给您老人家买东西，下次我一定要买点礼物来。”
二舅的手背像郊外的老榆树皮，粗糙而有力，狠狠地抓住我不放。母亲过来帮着推辞，固执的二舅却一定要我接着，万般无奈，我收下了一枚银元，才算作罢。
出来的时候，我四处打量了一下。二舅屋顶的青瓦长满绿苔，院子里乱七八糟，地上到处有鸡屎。院子的西南墙角还遗留着那种旧式的石磨盘，东边有一间熏得乌黑的厨房，厨房的外墙上挂着一副破旧的竹斗笠和草蓑衣，布满蛛网和灰尘，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最有生机的是院子南侧的一棵老梨树，一些提前绽放的梨花，在春风里颤抖着，一阵风拂过，洁白的梨花瓣，簌簌飘零，如雪如絮，零零星星散落一地。
那天晚上，在舅舅家住宿。我心中有很多疑问：如果一切能重新选择的话，二舅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德明被炸得血肉模糊时，他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感受？二舅的老婆改嫁后溺水而死，二舅是否会原谅她？如果原谅，会不会在清明节也给她烧点纸？
外面有雨点敲打着屋顶，像黄豆撒落的声音，低沉而密集，我在雨声中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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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阿伟，男，江苏连云港人，建筑工程师，文学爱好者，自由撰稿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美国文心社会员、美国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江苏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一直坚持纯文学创作，兼任《华东文学》散文编辑。
1998年离开中国，辗转于东南亚、中东、北美洲之间工作和生活。1999年起发表文字，在新加坡《联合晚报》、《新民日报》、《世纪风》、《新华文学》，马来西亚《清流》、《爝火》，澳大利亚《澳洲新报》、新西兰《先驱报》、《新华文苑》、澳门《澳门日报》、美国《侨报》、《汉新月刊》、《海外文轩》、荷兰《中荷商报》、印尼《讯报》以及中国国内《北方文学》、《鄱阳湖文学》、《文学月刊》、《北都文艺》、《散文世界》、《未央文学》、《青春港》、《六盘人家》、《华夏散文》、《今日五莲》、《新华副刊》、《参花》、《中国散文家》、《雨花》、《华东文学》、《陕西文学》、《大唐民间艺术》、《现代作家文学》、《连云港文学》等报刊杂志上有散文、诗歌发表，有散文被编入新加坡及国内一些文选，曾在新加坡及美国的征文比赛中获奖。著有散文集《一纸书香》，2014年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