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耕望《治史三书》有感

大学问家，总是以一种谦虚严谨的态度通过文字或演讲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愈隐，愈发觉其高大。严耕望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谦虚、虔敬、不慕名利、平淡、并且真实。

《治史三书》既是严先生对晚辈诸生的谆谆教诲，也是其一生学术生活成长与发展的再现。治学如同做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严先生可谓是治学与做人的完美结合。

这本书包括《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与《钱穆宾四先生于我》三个部分。正如严先生在扉页的那句话“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勤奋写作、平淡生活的大师形象。读完此书，我想从先生其人、治史的方法、治史的品格等这三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先生其人

严耕望先生（1916—1996）是安徽桐城人，21岁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成都齐鲁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做学问。这一段求学经历，决定了其一生的学术发展，也奠定了其学术根基。1945年，先生极欲突破学术困境，寻觅优良的学术环境，便毛遂自荐写信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孟真，竟意外获得傅欣赏，一直在史语所工作了十九年。直到1964年，先生48岁，才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此外还兼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一生用力之深处在《唐代交通图考》，是一部传之久远大著作。先生虽不善言辞，但却实实在在做了一辈子学问，堪称中国史学之楷模！

二、治史的方法

1.专精与博通

关于治史的方法，先生提出了五条基本方法，七条具体规律，供后世青年学子参考。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专精和博通的论述。“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这使我想起《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儒学大师董仲舒，他也是一个既博又专的人，“通五经”、“专精《春秋》公羊学”。可见，专精与博通是一个学问者最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这启示我，要广泛地阅读，扩大自己的学术范围，同时要专精某一领域，因为这些阅读是为了促进自己本领域知识的发现与研究。

2.大问题与小问题

在论题选择方面，大问题与小问题之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东西。在先生看来“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与可以，但要注意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或者也可说着手研究的是个小问题，而心目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那么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将来研究大问题之用”。做学问首先需要有一定的问题意识，问题有大有小，是以小见大，还是大处着手，是做论文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先生的主张是做大问题时可以从小处做起，用小问题的方法去做；做小问题时要着眼于全局，以备将来之用。

3.如何处理史料

论从史出，是历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且常见的方法。在运用史料时，我们的视野一定不能仅仅局限在问题本身，应该能够跳出问题本身去追本溯源，也即是瞻前顾后地找出前因后果。正如严先生所说，研究唐代问题，视野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唐代史料，而应该朝前找一找，甚至还应该往后看看其影响。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全面，不至于视野狭窄。此外，对于某一问题，除了看本领域史料外，其他领域相关史料中也许有只言片语的材料，可以提供更确实的证据。在处理史料的思路方面，严先生认为“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断章取义”等等，都是我们后辈必须坚守的学术品格。

三、治史的品格

1.七字原则

严先生提出了治史所需的七字原则:勤、恒、毅、勇、谨、和、缓。所谓“勤”，就是要勤于阅读，勤于思路，勤于抄录，还要勤于写作。写作是学问成熟的最后阶段。“恒”与“勤”相关，“努力不是一时的，是要长久不懈的，有方向有计划。”“毅”表现为一只耐性。遇到困难时，能够坚守，便是一种治学者所应有的态度。“勇”与“谨”是相反而相成的，在治学领域，既要勇敢质疑勇敢挑战，也要谨慎行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和”是一种中庸之道，要善于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见，也要多多反省自己。“缓”有两层含义，第一“工作缓慢做，不要抢快”；第二，“著作完成后最好暂缓发表”。前者告诉我们，做学问时万不可着急，心急火燎的完成工作，而是要心平气和地边工作边思考，通过不断地思考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要注意更多方面的问题。后者是提醒我们，在完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时要不断地修改，屡经改订，臻于满意。

2.一心力，惜时光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若致力于走治学这条路，必须要珍惜时间，好好读书。付出一分力，才有一分收获。“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要将生活投浸于学问之中，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

3.坚定力，戒浮躁

《大学》中讲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治学也是如此，必须要“坚定力，戒浮躁”。做学问首要面对的就是一种孤独，是人与书的孤独，也是人与时间的孤独。这就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定力，做下去，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与书籍做朋友。同时，面对外界的诱惑，要能够戒除浮躁。只有不浮躁才能够锲而不舍地深入研究，做出大学问，而不是浅尝辄止，骄傲易满。

治学如同做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治学有很大关系。故要想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必须从做人开始学起，也即是“修身”。《中庸》中讲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生修养与治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以立志、居静、诚实、真实、阔大、平淡等，既是人生修养的德目，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这便是我深深领会到的道理！

（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