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猫哥
各国抗击疫情的方式、手段、政策尽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国都是非常理性的、客观的，都是结合了本国国情作出的政策选择。这种选择与本国可能是最务实且结合实际的，但是在别的国家眼里，可能就成为异类，不可容忍，是被道德指摘的对象，亦或成为意识形态攻击的靶子。其实这种互相攻讦和误解都源于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也恰恰导致了本次抗击疫情的不同模式。
纵观此次抗击疫情的模式，大致主要可分为两类：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
东亚模式（含新加坡）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强势政府+民众响应隔离+民间互助。欧美模式也可以概括为三点：小政府+民众自愿隔离+个体自助
东亚模式的代表是中国。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文化一致性，并对党和政府拥有绝对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因此，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央采取强有力的封城、隔离措施时，民众积极响应政府，主动自愿居家隔离，并积极捐款捐物，全国一盘棋支援武汉。即使遇到了很大困难，中国民间社团组织、企业、个人等采取了各种方法和措施，自助互助，不给国家添麻烦。万达集团减免租户的房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控制住了局面，使社会稳定下来，疫情向好的方面发展。
欧美模式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疫情爆发之初，这些欧美国家首先做的不是积极抗击疫情，而是对中国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甚至把它当成了意识形态攻击的机会。中国控制住疫情之后，又操持人权、自由等名头对中国横加指责，鸡蛋里挑骨头。带本国疫情爆发不可收拾之时，又想出了佛系抗疫、群体免疫、鸵鸟政策等方法措施，企图转移视线、甩锅中国、保住选票。等真正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之后才拿出了真功夫，发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为强大的国力和财力，全力以赴、积极面对。
欧美模式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政府——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分与对立，认为社会先于或高于国家，社会自主存在，而国家只是达到社会和个人目的的工具。面对疫情，政府出台的任何政策，他们都认为剥夺了个人和社会自由，哪怕这种行为实际上有利于抗击疫情。而事实上，依靠这种薄弱的社会认同组织起来的力量不足以面对这样大的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使得欧美的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医疗卫生体系较为发达，等到民众达成一致的思想认同之后，抗疫形式一定会有所好转。
对于抗击疫情模式的探讨，目的不在于进行道德评判和意识形态互怼，更不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而在于积极的面对，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愿景之下打好疫情防控战。待疫情结束之后各国应积极思考如何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之间的互谅互容，和谐相处。
我们国家则要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思考如何完善治理体系、治理效能的现代化，并将我们的制度张力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实现的主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