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20多天坐公交特12路,从德胜门西到左安门桥。同样的路程,不同的遇见。
我一般坐九点多的班车。 该上班的都上班去了,因此同乘的基本都是老人,带着小孩的,拎着几把蔬菜的,或者是拿着片子药袋的,他们一上车就会往里走,有座位就坐没座位就站着,虽然这是双层巴士,但很少看到上了年纪的人往上走,反到是外来的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会直奔楼上;偶尔也会遇见几个年轻人,匆匆忙忙的,但从不抬头,只是塞着耳机盯着手机,目不斜视地奔着二楼去,似乎车里的世界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时段的乘务员有三个。两个小伙子,一个三十来岁,黑黝黝的皮肤,细小的眼睛,嘴里总是机械地重复着:“乘客您好,严禁携带危险品上车,上车请刷卡,没卡请买票。”他的声音没有弹性,没有温度,波澜不惊,然后就扶着驾驶员旁边的柱子,不再开口,及至下一站来临时,又启动着嘴巴,开始了又一轮的重复;另一个小伙子二十来岁的样子,敦实得很,即使是夏天,他也规规矩矩地穿着黑色长筒靴,配上特警的制服,很帅。他很是随意,车上人少的时候,他喜欢从前踱到后面,再慢悠悠地踱到前面,不过,但凡有人踮着脚想刷卡,他总是接过去,说:“我来!”。还有个中年女乘务员,微胖,只要有老人上车,她总是站起来喊:“哪位给老爷子让个座?”说着,坐回她的位置,一只手搭在旁边的窗外上,再也不看车内。
车厢里人来人往,一拨人下了,又上来一拨。
朝阳门,上来两个男人。一个扛着一米来长的切割机,锈迹斑斑;一个背着蛇皮袋,里面是被子。他俩都敞着上衣,胡子拉碴的,手里各提着两只废旧的油漆桶,里面是刷子,滚筒,冲击钻什么的,他们站在我旁边,身上散发着浑浊的气味。突然一个急刹车,矮个子男人迅速抬起手拉着上面的横杆,就在这时,一股带着花露水的骚气味呛鼻而来,“狐臭!”我的心里排山倒海地泛起一股气浪,直冲嗓门,“不好!”千万不能让人家难堪,我努力压制住到了嗓子眼的东西,看到周围的人拼命地往边上让,我抬起头来微笑着向他点头招呼。他似乎有些羞涩,把手缩了回来,紧紧地贴在身体两侧,悄悄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努力地张开双脚保持平衡。
那是一双怎样的脚呀,褐色的拖鞋咧着嘴巴,一个裤腿高高地挽着,一个裤腿低得耷拉在膝盖下,两只裸露的腿就像干瘪的风干的树皮,粗糙、乌漆麻黑。我知道他们是忙碌在这个城市的装修工。
想起在我家装修的两个年轻人,一条席子地上一放就是床,一只电磁炉米和菜一锅端,晾晒不方便,他们每天只穿着一条花短裤,用汗水装扮着这个城市的每家每户,但得到了却是这个装修公司那个公司最底层的收入,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装修公司派他们到哪里,哪里的地就是他们暂时的安身之处。
生不容易,活不容易。在背井离乡的地方生活更不容易。
路上有点堵,就这样来到了肿瘤医院站。这时,从前面挤来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乍一看他走起来有点别扭,细打量才发现他是个盲人,搀扶他的是个侏儒,说实话,那女人只到他的腰部,可她旁若无人地微笑地牵着他的手说,“等下,我刷卡,你注意脚下。”“来,左脚下一级,右脚。”看上去两人都五六十岁了,那牵着手下车走向医院的身影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管他高与低,管他盲与不盲,有情饮水饱,这一刻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最美的童话。
谁也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努力走在奋斗的路上,熬过了必须的苦,就会有想要的生活。
车在路上,我亦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