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两名全副武装的歹徒抢劫了一家银行，银行有三男一女四名职员被绑架为人质，囚禁在地下室的黑房子里。六天以后，四名人质反转了剧情，他们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反而认为警察要害他们，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当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他们并未对绑匪进行控诉，相反那名女人质认定那两个绑架者根本就不是坏人，后来她甚至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三名男人质竟然积极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由此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
或许真的是偶然，当定居在斯德哥尔摩的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新作《清单人生》在大陆出版，这本畅销小说总是让人有种模糊的直觉，那就是当巴克曼漫步在斯德哥尔摩幽静的街头，当他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许某种来自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印记已经悄然暗含其中。女主角布里特-玛丽从一登场就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束缚感，“叉子、刀子、勺子。就得按照这个顺序来”是小说开篇的两句话，巴克曼用最高效和幽默的手法在极短时间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被强迫症、洁癖等深深束缚的“套中人”。就像契诃夫《套中人》的别里科夫，玛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层层“套件”当中，每天早晨她一定要摆好每个杯子垫，床铺整理得井井有条，那床罩长久以来一直都被维护得“没有一丝褶皱，简直比地板还要平坦光华”，甚至在和丈夫出门度假前，她总要先在床垫上撒一层小苏打，等上足足二十分钟，然后收拾床铺，因为“小苏打既可以清除污渍又能吸收潮气，让床单显得更干净”。
显然，巴克曼让玛丽在这条“套中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小说的书名《清单人生》最直接的寓意之一就是玛丽不但要一切都整齐有序、卫生清洁，包括她日常的行为也都全部打上了条框的痕迹。玛丽有着很多清单，无论做什么都要提前列出清单，甚至还有一张记录所有清单的总清单，这很像来自俄罗斯的套娃，玛丽的人生全部被自己纳入了一张张清单之中，连晚饭的时间都一定要傍晚六点，一切必须按部就班。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别里科夫还是玛丽都不能用这一整套 “安全模式”让自己高枕无忧，现实总是很残忍，往往选择用重拳击碎他们脆弱的心。当人生走到第六十三个年头，原本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安全”度过此生的玛丽遇到了丈夫的出轨，她其实早就知道或者意识到了丈夫的这种行为，然而最后当丈夫在情妇那里心脏病发作，情妇打来电话的时候，在她所有的退路全部被封死的情况下，她才选择了离婚。
如果从整本小说的故事发展来看，是可以将玛丽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这种划分并非按照篇幅，而是根据玛丽自己的人生阶段的特点。整本小说其实写的是玛丽人生的第二部分，但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玛丽种种的过往，虽然只是用“闪回”的方式穿插全书，那条隐线仍然需要给予整体上的性质认可。如果从开篇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来看，书中没有直接叙述的玛丽前六十三年的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被绑架的过程：玛丽是全职太太，丈夫肯特是一位企业家，玛丽四十年从未外出工作，她将家务升华为自己最神圣的事业，将服侍丈夫作为最光荣的使命，为了丈夫，一生未要自己的孩子（家中两个30岁成年的孩子是丈夫的前妻所生），甚至连手机都不曾使用（注，书中P25有一处细节很值得玩味，“她拿出肯特（前夫）五年前就给了她、最近才开始用的手机，第一次用它拨出号码”）。
是的，玛丽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被绑架者，她已经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在玛丽全身心地为了丈夫和两个孩子付出了一辈子的时候，却没有换回任何应得到的回报，肯特不但很久之前就出轨了，而且在家对待玛丽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奚落和不耐烦，仿佛玛丽不管如何做都是错的。按照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在其《冷暴力》中的说法，这已经是一种冷暴力式的精神虐待了。玛丽的世界那么小，玛丽的心愿让人读起来着实心酸：
“她全部梦想化作一个阳台和一个不会穿着高尔夫球鞋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丈夫……她想要一个家，希望孩子们（虽然不是她生的）无论如何都能回家过圣诞节，即使不来，也至少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她想要井井有条的餐桌抽屉，时常去剧院看场戏，想要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干净窗户，希望某个人会注意到她精心打理的发型，或者至少假装注意到了，或者至少，允许她自己假装。”
这种在自己小小世界里的小小的期待，这种在貌似热闹的世界里的孤独无依，就很有些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的那部《天使艾米丽》的味道了。在这部经典影片中，人们固然赞美让-皮埃尔•热内的导演功力，但更多的还是被奥黛丽•塔图饰演的艾米丽所感动。艾米丽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在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她做医生的父亲甚至从来没有拥抱过艾米丽。与玛丽相似的是，孤独的艾米丽也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地驰骋来打发日子，通过一些外人看来的“怪癖”去体味一种自身的存在，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嘬等。
更进一步地说，我们完全可以将《清单人生》的布里特-玛丽比作斯德哥尔摩版的天使艾米丽。这并非是我们要给主角什么光环，而是因为与别里科夫等“套中人”形象不同的是，玛丽虽然有着各种各样让人称奇的怪癖，但她和艾米丽一样是一个善良的人。玛丽并非那种无事生非、让人无法忍受的“套中人”，即便她被自己设定的种种“枷锁”紧紧套住，即便她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不公甚至欺负，但她从未想过任何恶意的事情。这又很像前段时间非常火爆的《水形物语》的女主角——哑女艾丽莎，艾丽莎一直都在沉默中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她的生活也如玛丽一般极为规律，对细节的追求也充满着强迫障碍般的执着。当我们把艾米丽、艾丽萨和玛丽这三位女性一起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和内心的善良是她们共同的特点，恰似天使的双翼。
然而，玛丽又有着自己的特质，如果一定要形容玛丽的这种特质，我们不妨可以称其为“走出斯德哥尔摩的天使艾米丽”，而这也正是巴克曼这本小说在文本主题上的特质，或者说现实意义。前面我们提到《清单人生》在隐性角度和显性角度将玛丽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部分，玛丽前六十三年的人生是她被困于内心斯德哥尔摩的部分，而整本书的故事主要展开地——博格，则可以看作是玛丽显性角度的人生，那个人生就是玛丽“走出斯德哥尔摩”的历程。博格有些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鲁镇”，巴克曼虚构了一个小社区博格，这个小社区很有些破落小镇的味道——已经废弃的足球场、一所关掉的学校、一家停业的药房、一家歇业的卖酒商店、一处关闭的医疗中心、一家倒闭的超市……博格社区的人也很有些欧美电影中社会底层边缘化的味道，总之一切都与玛丽之前的生活截然相反。
这种截然相反应该是一种有意的设置，用两种完全不同和不搭调的风格形成对比，这也是人物转变的必须，像玛丽这样一生都困在“斯德哥尔摩”式的自我束缚中的人，没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摧毁力是难以形成走出的契机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玛丽在劳动就业办公室非常艰难地找到了一份所谓工作，这份工作就是博格的所谓娱乐中心管理员，地点偏远，待遇低，还不如失业金多。但是玛丽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截然相反的人物，整日在轮椅上酗酒的女人、粗糙下流的无业游民、萨米等没有家长监管的问题少年……一切都让玛丽原来形成的井井有条的生活规矩被打乱，她不能保持绝对的有序和整洁，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那些“围墙”。博格对玛丽这样来自中上阶层的充满着各种怪癖的六十三岁女人自然也是充满着敌意，“除了博格的人，连博格的建筑都想把她撵走”。
但也正是这种极端情况让玛丽具备了走出“斯德哥尔摩”的条件。从心理学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满足这样一些条件，比如安全感的严重缺失，认为生命等人生要素随时会被施暴人夺走，施暴人施以的小恩小惠，施暴人控制信息和思想，被施暴者被隔离于社会等。在玛丽原来的生活中，她完全围着丈夫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转，丈夫经常对其冷漠嘲讽，却也有过一些小小温存，玛丽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几乎不认识家庭之外的任何人。如果对玛丽进行精神分析，我们会发现，她所有的类似强迫症和洁癖般的怪异行为，都是这种“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延续和潜意识的反抗，因为每一个“斯德哥尔摩症候者”在潜意识里都对自身的处境有着一定认识，现实中种种反常的行为只是其潜意识的应激反应。然而这种自身小规模的怪异行为是无法扭转斯德哥尔摩症候的，只有更大的环境类的推动力才可以实现，博格虽然落魄低俗，但却正是玛丽最需要的疗伤之地。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粗粝和落魄的偏远社区里，玛丽和她认识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发生着一种奇特的相互的化学反应。一方面，玛丽在这里收获了一种勇气，这让她战胜了困住她数十年的心魔，那种粗粝和落魄让她明白生活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那才是一个活着的生命最可宝贵的东西，当“她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讲笑话的冲动”，当“她不顾一切地失声痛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生命终于走出了曾经困住她的斯德哥尔摩，在人生的第六十三个年头如玉兰般迎风绽放。
另一方面，玛丽虽然有着各种怪癖，但她却是一个“天使艾米丽”一般的人物，她从来都是给人传达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这种善意仿佛放置在丑陋包装盒中的真正美味的甜点，其中温暖的甜蜜足以让人忘记那一层外表的包装。玛丽的善良融化了博格人心灵外部的坚冰，坐在轮椅上满口脏话的酗酒女人成了玛丽的好朋友，并且积极参与到博格的各种事情中来，特别是萨米等没有家长监管的问题少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青春的价值，他们还组成了足球队，邀请玛丽做他们的教练，粗鄙的无业游民们在貌似固执的不以为然下，开始小心地收敛起自己的言行……玛丽和博格完全融为了一体，那是走出了心魔束缚的玛丽在拥抱整个世界。是的，当天使最终从斯德哥尔摩走出，她将改变她遇到过的一切，甚至包括一座城。
“（如今的博格）有新铺的草皮和阳光灿烂的故事。有一家花店，在那里你只能买到红色的花……博格原来还有一座娱乐中心，现在没有了，但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的新教练家里吃培根和煎蛋。教练和她的狗住在一座带阳台的房子里，起居室的墙上挂着新照片。沿路的售房木牌一天比一天少。留着络腮胡、戴帽子的成年男人在老旧卡车的头灯照明下踢足球。”
“博格还有一个足球场，一个足球俱乐部。
而且，
不管发生什么，
无论她在哪里，
每个人都知道布里特-玛丽来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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