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里有许多东西在疯长，长到充满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充斥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这冥顽的枝蔓，遮掩了生命的色彩，刺痛了本真的神经。

与您分享余光中的散文《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

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 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

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

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 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

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

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

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 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

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 投诉，一定无人理会。

“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

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 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

诗人库伯（William Cowper）说得好：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

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 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

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 的自由。

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

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 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

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 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

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 “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

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 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 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

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

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 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

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

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 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 了我的耳根。

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

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 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

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结束语：或许，面对不属于你我的热闹，我们只有努力修炼出一颗强大的心灵之盾，才能以孤独的姿态，走向生命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