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的我们,在这一天离太阳离最近,今年的夏至, 与父亲节前后紧挨着。对于每一个孩子,父亲都是他生命中的太阳,是温暖明亮的所在。
【一】一直认为自己写得比拍得好,却从没有写过我的父亲,太过厚重纠结,几次落笔,都无法完成。父亲节那一天,扛起相机、脚架,为父亲拍了一组工作着的照片。事先并没有约定,只是在午饭的时候我说,爸爸,下午我去给您拍点照片吧。父亲并没有应允,没有明确地拒绝,也没有欣然答应。我自己心里并没有底,机器带着都放在后备箱里,却并没有下定决心,也不知道要拍些什么。
开车下厂里的时候,下起了雨。雨点稀稀拉拉,并不密集。在门外马路上停车。熄了火,在车里呆了好一会儿,门口有一棵桃树,结了果,青色的未熟的桃子。 下车,装好脚架,扛着进门。
门口传达室里,五六个人围着桌子。一半人在打牌,另外的一半站着围观。父亲也在其中,回头看见我,对我笑了一下,有些讪讪地。
第一次与父亲翻脸,就是因为打牌。
大约十多年前,父亲的小厂开始有些起色,他不必事必亲躬地做每一样体力活,有了些闲钱也有些闲功夫,身体也不那么劳累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群人开始相约着打牌,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中午休息时间,再后来是延续到下午工作时间,过了开工的时间也还在继续。父亲一直有午睡的习惯,以前双抢农忙时节,我们家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大人小孩不可以发出一点声音。牌桌一开,午休也顾不上了。母亲开始一遍一遍地向我唠叨。终于有一天,我冲过去就把牌桌给掀了。黑色、红色的纸牌散落一地,还有小面额的纸币和一群人惊愕的神情。那一天,父亲的笑也是讪讪的,和今天的一样。
看着父亲的笑,心脏隐隐剌痛。年轻气盛,眼里容不得沙子,赌,那时在我看来如同万恶不赦。不理解父亲所处的生活环境,除了打打牌,还有什么可以消遣。
【二】我们家只是江南乡野村舍里再寻常不过的农户人家,谈不上什么掌上明珠、视若珍宝,对孩子只是出于天性的宠爱。我出生那一年,父亲22岁,放在现在,他自己都还应该是个上大学的孩子。因为爷爷早亡,兄弟姐妹又多,出门入赘做了上门女婿,挑起一家重担。母亲说,我出生后,父亲总是抱着我亲我的小脸还洗尿布,被村里人笑话:小聪,这点细姑娘还抱着哄香还汰污纳……
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开始不抱我了。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吧。
晚饭后在寄爸家里聊天。我总是喜欢参与大人的话题,与他们一起一杯一杯地喝茶、听似懂非懂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却不喜欢与孩子一起板洋片、捉灰图。与父亲坐在一条长凳上,父亲拉我过去坐在他腿上,说,“细姑娘要长成大姑娘了,以后就不能再抱了”。他们大概是在说一个关于孩子的话题。从那时候起,我不再是父亲嘴里的细姑娘,成了臭阿大。不再是父亲怀抱里那个可以撒娇可以装大人腔的细姑娘,也不再是可以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用细细的十指交叉包裹在他粗壮的十指交叉的双拳上玩打大炮游戏的细姑娘了。
我遗传了母亲的身高和父亲的身形,十几岁时身高超过了父亲却是一样的宽肩膀细腰身,典型的倒三角体型,以此为傲。父亲一直坚持锻炼,身型保持得很好,小时候家里横梁上挂了一副吊环,跟着父亲拉吊环,在吊环上练习倒立、翻跟斗,学不会像十字支撑,父亲总是用两个手指头捏着我的手腕说:“这么细,我一用力就咯嘣断了。”他将“咯嘣”两个字说得响亮而夸张,好像真的能把我的骨骼捏断了一样。我总是模仿父亲,就连队他走路的外八字也不放过。田埂上跟在他身后,踩着他的微微向外的脚印,亦步亦趋。真到现在,我走路还是带着些外八字,后来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三】父亲,总是叫我细姑娘。我喜欢听父亲叫我细姑娘。高兴的时候,他还会叫:细姑娘——娘——娘——娘……
上学后,我是村子里唯一在放学后不必去割草喂猪喂兔子的女孩子,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做作业。不割草也不帮着做饭,奶奶有时候会有怨言但也不敢多说,那时候父亲在这个异姓的家里已经有足够的权威。端一只骨牌凳、一只秧凳,坐在廊檐下做作业。晚饭后,父亲照例是要检查作业的,坐在母亲的洋机前:“小萍,书包拿来。”翻出作业本、书本。这样的时光只有三年,父亲自只念到初小就缀学了,到后来一直说:你自己要认真读书哦,我也看不懂了。父亲给我检查了些什么作业,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好在,我的成绩一直数一数二,并没有要父亲操心。
弟弟小我三岁,他应该没有享受到父亲检查作业的时光。检查弟弟的作业,被我取代了。
父亲好酒量,喜欢喝白酒。小时候,去村里小店吊酒是我的美差,拎着空酒瓶子去,换一瓶新酒回来,空瓶可以退,顺便可以用找头买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硬糖,两分钱一颗的橄榄。父亲喜欢喝一种叫南湖曲香的白酒,瓶子一打开,空气里便满是浓郁的白酒香,闻着就要醉了。并没有什么下酒好菜、有时候是一碟花生、一碟和尚豆,偶尔切一盆酱鸭打打牙祭,我们姐弟便总是围着饭桌不肯离开,等着父亲筷子举得老高,将美味落到我们张成圓形的嘴巴里,像亲鸟返巢哺育小雏。直到现在,总是觉得一家之主就应该是在晚饭时候咪点小酒,脚架得老高,女人孩子一碗饭落肚了还围着饭桌没一个离开,说说家长里短、饭菜咸淡、谁家母猪生了几头小猪仔、谁家的孩子考了第一、谁家新买了电视机……将一餐家常的晚饭吃得悠远绵长其乐融融。浅茶满酒、吃饭不能叹气、饭要说吃好了不能说吃完了、筷子不能插在饭碗里、客人离桌前主人不能离桌等等的规矩就在每餐饭的不经意间立起来。饭桌上的那一点荤腥最后总是进了我们姐弟的嘴里。盛半碗饭,倒点菜汤拌拌,晚饭才算结束。
“臭阿大,饭饭吃了没?”父亲一直是那样的口头馋。一天24小时中,只要是打给我的电话,他总是这样的开头。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九十点钟。前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出差, 接到父亲的电话。“臭阿大,饭饭吃哩没?”我说,“没有啊,你给我送来?”“我在菜场买到了新鲜牛尾巴,你喜欢吃?”“我在北京,你给我送来么?”我继续调侃。“哦,在北京啊,那我让你妈冻在冰箱里,你回来再拿。”……
那一年,因为父亲与母亲的一场争吵,我介入其中狠狠发了通脾气,声厮力竭、声泪俱下,说了所有该说不该说的话,似乎对面站着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儿子。人,疲惫得像生了场大病久久不能恢复。不打电话也不回家,一个人的时候立在院子的冷风里流泪,像站在没有任何遮挡的高岗上,无处躲无处藏,彻骨的寒冷却无归处。
放下电话,起身站到窗前。北方的冬天窗外是灰色的萧条天空,屋子里暖气开得十足,光脚站着也不觉得冷。
父亲的怀抱,才是我心里渴望的温暖所在。
父亲只有在遇到困难需要我出面的时候才会叫我的学名,连名带姓的一起叫。那一年,父亲开车出了车祸。人不是他撞的,前车肇事后逃逸,伤者被撞倒后躺在路上。父亲一只眼睛受过伤,又是黑夜,看不清路面就开过去,成了替罪羊,万幸是没从伤员身上压过,伤得不算重。我赶去的时候,看见父亲零乱的稀疏的花白的头发,受了惊吓后枯黄憔悴的脸,与前几天过生日时见到的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那样无助的、讪讪地看着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从那时起,父亲在电话里连名带姓地叫我,我都会心惊肉跳。我还是喜欢他叫我臭阿大。
【四】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庄稼地里的活儿样样拿手,又不拘泥于老规矩,家里将近十亩的承包田就靠着父母亲两个全劳力,我们姐弟那时尚未成年,只是打打下手。双抢时节抢收抢种,抢在每天时不时的一阵午后雷阵雨间的猛烈太阳抢收晒干入仓、抢在告秋之前将所有的水田移栽完毕。时令是双神奇的大手,差一天,长势便不一样。父亲不要求我们栽种的秧苗整齐密集,总是说“朗满一样收”,不知道这两个字用普通话应该用哪两个字比较确切,意思是种得稠密和稀疏到最后收成的时候是一样的。果真,秋收时我们家的稻田亩产总是比村里别人家多出几十斤。
农闲时节,父亲出处打零工,那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说,跟着二伯到嘉兴到上海给人家造房子,做泥水师傅。那时候我读两年级,第一次给出门在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回信了。我记得,他在信上说“我的女儿会写信了。”养鸡、养猪,起老早在一辆轻磅28寸武夷山牌自行车的后架上装上鸡笼骑车赶镇上的早集去卖鸡。清晨,我的酣睡的梦乡里总是有鸡群被惊扰的咯咯声和自行车推动不平坦的田坦路发出的钝锉的声响。
父亲后来办起了拉丝厂。算起来,这个小厂陪伴了他半辈子的时光,三十年,一个人的生命中能有几个三十年。他对各种钢筋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对他的两个孩子,什么型号的钢出自哪个钢厂、各种含量百分比、软硬脆韧全然于心,手一摸便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年岁不饶人,几次劝阻他将小厂关了好好颐养天年,总是不肯,就像离不开自己养大的孩子。
如果不是父亲节那一天的拍摄,我真的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三十年来日复一日的工作,只是埋怨他我难得回家也不陪我吃个饭,我很惭愧内疚。年届65岁只有实初小文化程度的父亲会开铲车、行车、能开拉丝机、调直机,自己掌握油粉配方,自己修理机器,自己与客户接洽联系,他几乎无所不能。
一个多小时,我只是静静地站在离他不远处的相机后面,捕捉父亲工作着的每一个动作,不出声打扰到他。我专注于我的机器,他专注于他的机器,很少对话,只是偶尔要求他再换个活儿做做好么?我在镜头里看见父亲的白发和皱纹,看见他耳后不再紧实的皮肤,看见他不那么轻健的步伐,看见他有些变形了的倒三角型的身胚,看见他眉角越来越长眉毛。
父亲老了,但他专注于工作的时候,依然无比性感帅气。
一次又一次翻看这一组照片,一团又温暖又酸涩的东西堵在心口,化作一次又一次的热泪涌上来。我们都不习惯于表达情感,什么时候都不能面对面袒露彼此心扉再无隔阂与阻隔,或许写下来是一个通道,让这些年相互的陌生、挑剔、抱怨、争执,如僵硬的碎裂的水泥皮纷纷落了一地。
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是这个世上我最深爱的人,没有之一。只有他,一次一次包容了我对他最暴戾最不加约束的发作,只是讪讪地看着我,在许多日子以后,依然叫我臭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