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始终面临着一些永恒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发展与不平等问题、做蛋糕与分蛋糕问题。
普遍贫困问题长期威胁着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也困扰着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他一项著名的关于历史上的文明和冲突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不断重复极端的贫富分化现象,瘟疫、革命、战争和国家崩溃是消除不平等的“四骑士”。
进入21世纪,如何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摆脱“四骑士”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依然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等社会精英眼前的待解困局。
早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把美国社会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向上流动的缺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美国人。”
听着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也是这些年中国领导人反复阐述的观点。东西方各大国的政治领袖都明确认识到各国、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化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各国都在进行适合自身国情的积极探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理方案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推进共同富裕,不只是应对严重不平等现象、推动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始目标与长期理想,这是我们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点。
如何推进共同富裕?
首先最根本的前提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这就是:初级阶段论,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总前提下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
比如,对互联网行业的调控,显然不是要否定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家,而是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长期隐患,通过法律法规的落实与完善,引导和规范互联网行业和企业,更好地走科技向善之路。比如对资本无序化的整顿,也当然不是否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健康有序发展。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共同奋斗。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员工,都必须是企业的奋斗者。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每一位公民,也都必须是国家建设的奋斗者。我们警惕美国式的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同样要警惕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不是所谓的“躺平”“吃大锅饭”的无差别的平均主义。
共同奋斗的必然要求是,奋斗者共享奋斗红利。探索基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企业文化和分配制度,应该成为有使命精神的企业家的追求方向。与员工共享利益,让劳动者先于甚至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胸怀、格局、远见,尤其是伦理自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只有具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保持清醒自制,以免道德和精神上的灭顶之灾。除了敏锐和实干之外,他还要有某种非常突出的伦理特质,这样才能使他在这样的革新中,从客户和员工那里赢得不可或缺的信任,让他具备克服千难万险的能力”, “企业家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这与舒适的生活方式是不可兼得的。”韦伯这段话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尽其所能地赚取,尽其所能地节约,尽其所能地奉献”是拥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所必然拥有的工作观、财富观、伦理观。这样的“三观”对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共同富裕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火车头加满油”,让他们有信心、有勇气、没有心理包袱和恐惧感,放开胆子合法致富,先富带后富,带动一节一节的“火车厢”、带动自身企业这列火车轰隆前进。
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对宏观与中观的营商环境心底踏实了,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增强了,愿意持续投入资本和个人的智慧、精力于企业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并且规模不断扩 大,就必然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更强更大,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更坚实了。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紧迫的社会经济目标,也不能谋求跑步达成共同富裕,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治理课题。改革的方向与目标确定了,改革的方法论和节奏就至关重要,改革的舆论环境也至关重要,那种动不动“喊杀喊打”的极端言论、竭泽而渔并企望一蹴而就的做法,都会最终事与愿违。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再表明,必须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导致欲速则不达。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共同发挥作用,让市场更自由,让市场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真正客观有效地运行;与之同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要努力创造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让本土各类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和经营,也能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企业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共同为中国的共同富裕“做大蛋糕”。
当然,政府在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中通过二次分配,量力而行地推进缩小地区差距、阶层收入差距,为无劳动能力的人群提供社会保障等,是体现我国的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有形之手”的职责所在。
市场的归市场,计划的归计划。但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都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只有这样,计划才不至于朝令夕改,计划的实施才能够不走偏,也才能够避免少数执行者的层层加码或随意曲解,走极端或是不作为;也只有坚持一切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市场才能够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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