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母亲
——我的祖母黄继英
口 钮海津
这张老照片，是“文革”结束后，整我父亲的“专案组”还给我家的二十几张照片的其中一张。
而我家，“文革”前至少有十几本、上千张贴照。恐怖时期几乎全部照片都被抄家的造反派撕碎、戳烂、打叉、涂黑了。被造反派骂为“走资派黑老婆子”的我祖母说，抄家最盛期间，我家一天内被抄家的最高记录是13次！而受迫害期间，我父母被关押游斗，全家只有我祖母一人在家面对恐怖。
因此，这张我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唯一能留存的“国共兄弟合影”，对我们可谓弥足珍贵。
对着这张老照片，我小时候好几次问父亲：“爸爸，你旁边的这两个人是谁呀？”父亲总是不回答我。
“文革”结束后，中央发文说不再搞运动了，才使得这张老照片被“专案组”退回来。那时我才知道，照片上的这两人是我父亲的两个亲弟弟、我的两位亲叔叔、我祖母的两个亲儿子。
坐在左边的是我父亲的二弟钮彰，1920年出生；
站在右边的是我父亲的四弟钮成，1926年出生。
我的这两位亲叔叔在青年时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连级军官。我二叔钮彰在军队里改名为钮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兹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我二叔钮敏（即钮彰）以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先遣连连长之职，率先遣连登陆海南岛秀英码头，为国军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仪式及日后遣送战俘、恢复秩序的流程做接触。
此后不久，海口市民就看见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入城。
“威武军人以整齐的步伐从海口市中山路经博爱北路、博爱南路行进，两旁店铺从楼上吊下长长的鞭炮，响个不停，烟雾弥漫，入城仪式由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以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代表政府接受日军投降”。我二叔钮敏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
我父亲的四弟，国民革命军青年军官钮成，在1949年国军与共军的对攻作战时被俘。
1950年至1980年的三十年间，我家这种“反动亲属关系”就是政治炸弹和生命肿瘤，它一直危逼着我们家族。父亲和母亲非常忌讳有关我这两位叔叔的话题。
可是，我的祖母却从不掩饰自己对远在台湾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的思恋和呼叫！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将我祖母接到广州养老，希望她安度晚年、不思对岸。她不，如果在家里被禁止谈问台湾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她就到隔壁左邻右舍去打听“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她一点也不知晓或一点也不害怕这种“反动亲属关系”是政治炸弹和生命肿瘤。
因为问不到一个所以然，自1958年起，我祖母开始自学语文。“求人不如求己”。她收集我大哥和二哥的初小课本，将每年的那叠过期的日历反过来，先认字，后抄写，把全家人认作老师，每字问，每句读，每天写。如果发觉我们被她问烦了，她就不放过每一位来访我家的客人，因为客人须讲礼貌、尊重长者，所以有问必答。来我们家做客而“被老师”的有秦牧、候甸、李门、黄宇、马师曾、史进、卢苇、林榆、戈阳……等“名仕官僚”。
如此这般，祖母几年间就脱盲了。她从开头看报纸时倒着看，到了后来能清楚地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中国少年报》等报纸以及《红旗》杂志里整理出所有出现的“台湾消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和台湾”、“台湾人民”、“台湾……”，归结出一个主题请我们或请来客为她作内容解读，努力使自己能知晓党和国家对台湾的新政策、新方针。因此，祖母在我们家被我起了一个尊称：“黄继英女士”。黄继英是我祖母的大名。
我祖母把自己建设成关心台湾前途的“黄继英女士”，是她执着地十二万分地想知道在台湾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是不是无以聊生了，是不是水深火热了，是不是衣不遮体了，是不是三餐难继了，是不是抓做炮灰了……。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堂作文课是《写一封信给爸爸妈妈》，我的那篇作文获得老师的讲评和贴到学校墙报上。祖母在餐桌上听闻后，悄悄找我，请我为她写了一封她口述的信给我二叔，一角的邮费由她出，另给我两分钱买麦芽糖吃。信写毕，可是地址为难了我们，我只好在信封上写：“寄台湾 查交钮彰收 广州市黄华路1号大院黄继英”。这时来我家玩的同学陈清华和沈丹阳说：“写信给台湾是反动的，不要寄啦快点烧掉”，祖母抢先一把将信藏到腰里。之后我害怕了好久，担心公安局来抓我和祖母。
“文革”那些年，我父母不是被关押批斗，就是圈管劳改，家里被造反派抄遍翻烂。一人在家的我祖母看到靠我父母这种如同落水狗的儿子儿媳，是不能指望他们帮助她到台湾看二儿子，或者去把她二儿子一家接回大陆的了，由是打起精干包袱，多次跋涉到郊外公路边上拦找“开往台湾的货车”！
及后，我祖母拦找不到去台湾的货车，就改变寻亲方针，强烈要求回老家居住，以便我二叔“他们一家人从台湾回来时能径直找到祖屋找到我”。其时，我们老家已无直系亲属，祖屋已被远亲住满，祖母这一“回乡方案”不了了之。
一天，我祖母放下报纸摘下眼镜，唉地叹了一口气，非常认真地对我母亲说：“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文化，我也能当上周总理！要是我做周总理，我就马上要美国不要霸占台湾，让台湾人都回家来！”我母亲赶紧要她低声，不要再说下去。我祖母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能说出去的不能说出去的。
我母亲告诉我们这事儿时，我透过那句话看到的是酸楚，是祖母那颗辛酸的流血的心。所有的大陆母亲，心上都滴着血，无时不在牵挂台湾的儿女，哪怕牵挂的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主要内容:
“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正式宣布“行政院”的决议案：
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可有三个月。
四年后，已在台湾退役的台南空军上校钮敏、我的亲二叔，带着我的二婶、我的堂姐钮菁夫妇回到大陆寻亲。几经周折，二叔通过台湾同胞接待处、省府接待处，再由政协广东省委办公厅用专车送他们到永红新村我们家。当他们高高兴兴湧进家门时，迎接他们的只有我母亲冯坤。
老如苍树的我二叔钮敏，已见不到他苦思了四十多年的母亲黄继英和分别五十多年的兄长钮昭了，他叫了一声“家嫂……”，就说不出话了。
我祖母于1983年、我父亲于1985年已先后离世。我二叔的女儿、我的堂姐钮菁说，我们的两位在台湾空军任飞行员的表哥（姑姑的两个儿子）已于两岸的上空战死。
在广州银河公墓相伴着我祖母骨灰盒的几簇塑料花前，在广州革命公墓覆盖着我父亲骨灰盒的中共党旗面前，我二叔无言至痛苦，痛苦至无言。
二叔的痛苦是有多痛苦，只有像他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心里哭喊“子欲养而亲不在”（他告诉我母亲，这是他在台湾时心里天天的哭声）的大陆母亲的台湾儿子，才知道当年在彼岸思念家人的痛有多痛、苦有多苦。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望大陆》是于右任先生1964年临终前的绝唱。我借于老的这首骚体，赋于我祖母的离殇之痛——《望儿孙》
葬我于海峡之岸兮，望我台湾；
台湾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海峡之岸兮，望我儿孙；
儿孙不可见兮，永不瞑目！
天苍苍， 野茫茫；
海之峡， 娘之殇。
谨以此文，泣词作纸钱，烧亮海峡天，纪念我的祖母黄继英，纪念海峡母亲。
2015-09-18
老照片
我的祖母黄继英摄于1976年。
她没有等到“解放台湾”，
更没有等到她的二儿子台南空军军官钮敏一家人回来与她团聚，
就于1983年在广州逝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