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草向来是一支武装、一个政权的生命保障，施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保障其粮草的供应也往往能够决定着一支武装、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
朱元璋在渡江攻占江南后，在经济上就采纳了朱升的”广积粮“政策，”。广积粮“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刮地皮、多积粮。百姓对征粮的承受能力都是一定的，征粮一旦超过百姓的承受能力，不但征收不到过多的粮食。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百姓的逃离、土地的荒芜，以致更无粮可征。所以“广积粮”的“广”主要是指征粮的渠道要广，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刮地皮式的横征暴敛。
而朱元璋的“广积粮”主要渠道主要是靠屯军，屯军并不是一项新的创举。西汉时赵充国就开始屯田养军，三国时曹操也大规模屯军以解决军粮问题。明朝的卫所制度就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相结合的一种建军制度，朱元璋对此颇为得意，后就曾说：“吾养百万兵，而不费百姓一粒米。“。
正因为朱元璋有稳定可靠的后勤保障，才使得他的基地极为地稳固可靠，进可攻退可守。其在军事上才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剪灭群雄，最终推翻了元朝而统一了天下。
反观李自成，同样是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早期没有什么政策方略，其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只有依靠走州过县式的流寇式掠夺来维持其生存。后期又采纳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也就是民间的”不纳粮“口号。这个口号虽然短期内极容易赢得农民的广大拥护，使其发展极为地迅速，但却丧失了稳定的财政来源。使之即使攻占了大片土地，由于不能收税征粮也变得毫无意义而言。所以也从而决定着其不可能稳定地经营一方，更坚定了其在军事上必须采取流寇主义的方式作为，靠不停地抢掠来维持其财政上的支撑。
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在其政权还未稳定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大肆拷掠明朝官员以助军饷，同时底层农民军也开始肆意地抢夺民财了。这时，李自成手下就有人向其进言：“再如此下去的话，怕会引起民变了。“，李自成回答：“民变不怕，就怕军变。”。李自成显然很清楚其部下军队之所以追随他的真正原因的。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理想、建立什么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王朝而来的，只是纯粹地为了抢掠发财而来的。所以对此，李自成也只能顺意军心，不然就真的会激起兵变了。
正是由于李自成、张献忠长期在长江以北地区作流寇式地洗劫，极大地消耗了这些地方的元气，所以当满清入关后，这些地方才连像样地组织抵抗清军的能力都没有，不到一年，长江以北地区就已基本沦陷。而李自成、张献忠也终于品尝到自己种下的恶果，他们这种从没有建设一方、只有破坏，流寇式的洗劫，才决定了其没有稳定的基地，也就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所以才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本身就很难有所建树，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而满清又是以骑兵为主，他们跑到哪？满清就追到哪？使得农民军得不到任何的喘息机会与后勤补充。所以其主力部队也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已被基本剿灭殆尽。
唐末的黄巢也是如此，从中原地区一直洗劫到岭南地区又折返回了中原，几乎蹂躏了整个大唐，却也从未稳定地占据与经营一方。史书明确记载，黄巢大军乏粮时，曾经靠俘虏百姓当军粮，曾经日食人尸数千具。黄巢的一生荼毒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却也难免败亡。在黄巢死后十几年，中国就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黄巢如果扎实经营一方、安定民生的话，在江南地区任意割据一个藩镇的话，最起码可以像吴越王钱镠那样，成为一方之主。而黄巢的手下大将朱温在投降唐朝后，被封为节度使，安定民生，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扩张其势力，最终却代唐建立后梁了。所以黄巢如果不是其流寇式的作风，其建立的大齐政权基础至少不会比朱温的后梁政权差。撇开私德不谈，黄巢的见识与才能是远远不及朱温十分之一的。
对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或许都有某种正当性，但唯有唐末的黄巢与明末的闯献，都是降而复叛的极其反复之徒，而再从唐末与明末的农民起义都是区域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起义来看。其过错也并不该全由朝廷担责，真没有看出“义”在何处？而黄巢与闯献对天下荼毒之深却为历代农民起义所未及，私认为黄巢与闯都献为纯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