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zhi）彼北山，言采其杞（qi）。 偕偕士子，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gu），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人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嘉我未老，鲜我方将。 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国事。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hao），或惨惨劬（qu）劳； 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dan）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士子是周王朝或诸侯国的低级官员，这首诗即是以士子的口吻来表达对工作分配不均的抱怨。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最低的阶层，士其实就是搬砖的，最累的活他们来干，但是待遇却是最低的，权力基本没有，也就是责权利完全不对等，也难怪他们抱怨，谁甘愿天天吃草还要累死累活拉着一帮天天吃肉的主。
尸位素餐、搭便车这种现象看来一直都有，就是现在，不管什么形式的组织都无法杜绝。在周朝时期，等级森严，不同阶层之间没有流动的机会，上层如果只图享乐、腐化无度、无限压榨，那么即便对下层的士“嘉其未老、鲜其方将”，终究会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继而失控的局面。在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的时代，至少劳动者还有选择退出的权利，如果“朝夕从事”、“我从事独贤”，他总还可以寻找另一个更公平的组织谋生，如果这组织足够完善，能够识别那些不作为的人和事，说不定这个“经营四方”的人才还能获得晋升的机会。所以，如此看来，之所以当时的士如此苦恼、不忿，不单是因为上层无为或胡作非为，更是因为没有好的机制能够约束或制裁“燕燕居息者”，也没有好的制度能保证“尽瘁国事”者得到与付出相对应的回报。清高宗《诗义折中》解释，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甚是精辟。
所有的人都会在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尤其是当与身边的人相比较时，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获取公平感。组织行为学中的公平理论就提出，一个人会将自己的薪酬和投入比同组织中的其他人做比较，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比例偏低，就会产生不公平感，这时候他要么要求提高薪酬，要么就会减少投入。诗中的士子肯定是没有胆量要求加工资的，所以，日积月累，面对这种不公平他也会懈怠，减少投入，以把不公平感降到最低。长此以往，组织内部的活力就会被消耗掉，最终消散也未可知。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士子们大概也不敢拂袖而去，维持现状也不能让他们跃升为上一阶层，仔细想来，固化的阶层看似牢靠，实则容不得半点风吹草动，而一旦稍有不慎，便会轰然坍塌，大概这也是分封制终究没有延续下去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