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
我年少的记忆和锋是分不开的。一个小小的村庄，竟奇迹般地聚集着六个“锋”。
————————我和锋，有关故乡记忆的故事。
九锋
九锋和习锋是亲兄弟。
九锋的脸永远如同削立的峭壁，颧肌很少，眼角下皱。每次初见他时，他都是这样一幅表情：手插在裤兜，用一脸木然的表情问你一声，然后左右晃荡一下高而单薄、还有点驼背的身体，随后，话匣子打开了。
他会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厉害，刚说完，旁边和他一起闲谝的人就笑了：“你怂是个吹口。”九锋还在据理力争，人家就笑着走开了。结果，九锋自然成了村人的笑柄。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几年，直到他音信全无，过年也不回来。好几年，我差点就要将他这个人忘记了。
九锋大我一岁，他是我幼小时代非常亲密的玩伴。我们玩耍的足迹遍布家乡的山岭，其中包括许多偷盗的坏事。小时候的九锋脾气时好时坏，我若是真正将他惹毛了，他会跑到我家里乱砸东西。为此，我没少被父母批斗。
只可惜，九锋在读书上从来没有坚持过。这就为他荒芜的生命埋下了伏笔。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辍学的九锋先后做过传销、建筑工、铁道工。1996年，初中还没读完，九锋接到有锋的电话和来信（九锋和有锋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伙伴）。有锋在信中告诉九锋：“我们的命运由自己掌握。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要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我所在单位一个月2000多块，而且单位急需找人，你赶快过来吧！”有锋还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锋穿着洁白的衬衣、锃亮的黑皮鞋，扎着耀眼的红领带，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在向九锋召唤：来吧！不要犹豫！你看我，已经改变了命运！当时，正在读高一的我也收到了和九锋一样的照片。至今，我仍保存着这张照片。
当九锋赶到东莞时，已经晚上了。有锋却没来接应，那个年代还没手机，只能用IC卡到固定场所打电话。九锋打了成十次，都是无人接听。为了省钱，他在车站候车室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有锋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将九锋领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小镇。在狭窄黑暗的巷道里，他们七拐八拐地穿过杂货铺林立的小巷子，最后在一栋破旧的房子前站住了。有锋说，先将就在这住两天，后天就进厂子。
进门处，九锋清楚地看到墙上用白石灰画着一个大大的圈，里面写着一个歪斜的“拆”字。他们进入一个通间，里面竟然拥挤地住着十几个人，都打着地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又难闻的气味，九锋进来的时候，他们都坐起来鼓掌，表示热烈欢迎。有锋告诉九锋，进公司需要培训，九锋被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江西胖子带进了另一间破旧的屋子，这间屋子里拥挤地坐着近三十人，前排的人直接坐在到处是斑驳黑点的旧地板砖上，第二排是低矮的小方凳，依次往后是凳子和长凳。九锋被小胡子安排在第二排最边上，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激情高涨地为他们演讲：“人天生就是自私的”，“现代商业社会，本质上就是欺骗！”“一切为钱，钱就是一切。”“笑貧不笑娼”“理想、销售、几何级增长……”，几天以来，他们吃饭睡觉说的全是这些字眼。最关键的是：九锋总是处于饥饿状态，那清水煮面，大半碗都是汤，每人一碗，而且什么味道都没有，他真的受够了这样的生活，但楼下大门已被锁死，根本没机会逃走。他对有锋说要走的事，有锋告诉他：这正是磨练你意志的好机会，你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你连我都信不过吗？
也就是那天晚上，九锋早上起床时，发现兜里的钱和ic电话卡被人拿走了。他找有锋，有锋却没了踪影。下午，小胡子和三个壮小伙几乎是推搡着把他带进了一个灰暗的房间，说让他交一星期培训费，总共三千元，九锋说：“没有”。“那就向家人朋友打电话借呀”！一个穿着黑短袖的胖子朝墙边桌子上的电话怒了努嘴，九锋说家里没钱，他们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叫来一个人，可顶一千块。九锋坚持不打，他们拔掉电话线，锁上门就走了。
九锋三天滴食未进，第四天，他已经饿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候，他们拿电话和饭进来了。
九锋给家里打了电话，两天后，钱打了过来。从此，九锋和有锋断绝了关系。
九锋最后是如何逃离传销窝的？他始终不愿提及，我也不好再问这段令他痛苦的回忆。
二零一六年，九锋已经38岁了，还没有成家。这一年正月期间，和他闲聊，才得知他在江苏干着最危险的活儿————擦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命全绑在一条绳上，能不怕吗？吃的阳间饭，挣得阴间钱。刚开始，吓得我心惊肉跳，总担心钢绳会突然断掉，这辈子就完了。后来，再也不敢朝下看了，只要想着工钱，就什么也不怕了，只是晚上常做噩梦”，九锋无奈地说。
除此之外，九锋还和商洛市一个有工作的已婚女人谈对象，这个女人在粮食局工作，吃国家财政，丈夫前两年车祸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儿子九岁，女儿5岁。女人的父亲是法院退休干部。听九锋母亲说，已经定了，九锋已经和那女人一家见过面了。“人家什么也不图，只要求九锋住他们家，对女人和孩子好就行了。为了保险，人家要求咱给他们家拿出十万元”，九锋母亲高兴地说，就这样，久久讨不到媳妇的九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近二十年打工的积蓄全给那女人拿去了，关于九锋的积蓄，他母亲和他本人从来没向人提起过，具体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没多少，你只要看看他们家那老旧失修的土坯房就知道了。村里几乎快找不到他们那样的房子了，而且，九锋和他哥哥已经快四十岁了，都讨不到媳妇，还和老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九锋向我说出了具体细节。
九锋第一次和女人见面，简单交谈后，从没有和女人相处经验的九锋感觉女人对自己很好。她微胖的身体离他很近，脸总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横肉，但却用柔和的声音问这问那，还让他去了他们家吃了顿饭，这是九锋第一次进单元楼房子，九锋感觉一切是那样让人不适，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重大转折了。
后来，女人和他一起逛街、跳舞，跳舞时，他在女人的指点下，手搭在他肩上的感觉，柔弱无骨，在舞场上，她好像认识许多人，但奇怪了，所有人只向女人打招呼，却没一个人问及他，他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飘忽不定，总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喝茶，三十六元一壶的龙井，她叫得那样轻松自在；喝红酒，加冰块？吃那么大一锅香辣虾，人没吃多少，她声称要打包回去喂狗。这些事物，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当然，钱绝大部分都是他支付的。
过了一些时日，他们谈及婚事，九锋就把10万元交给了人家。给钱不长时间，他给女人打电话，就打不通了。九锋找到她的家，然而，任凭九锋再怎么敲门，就是没人应声。几次之后，九锋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于是，就用砖头砸门，结果可想而知，被他们轰了出来，起先是三个彪形大汉，拿着刀子什么的，说他骚然人家，后来一次，直接来了穿警衣的公安，说再来胡闹，就要将九锋抓去坐牢。最终，九锋说理无门，十万元打了水漂，九锋家更穷了。
后来，据九锋母亲讲：他们是网上认识的。
习锋
习锋是九锋的哥哥，比九峰大一岁。
习锋比九锋驼背更厉害，与九锋不同，习锋圆脸，个子比九锋要低。习锋走路一上一下、一颠一簸。习锋见人总是笑嘻嘻的，他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习锋比九锋显得更实在，话很少，不管别人如何取笑，他总是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因为年龄关系，小时候，习锋只是经常在我家闲逛，很少和我们一起玩耍。习锋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就一直打工，从九十年代至今，也有二十几年了。过年时，每次问及他，“唉，乱跑呢”！他总是这样说。
然而，习锋却始终没为自己挣到一房媳妇。习锋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九九六年，我同习锋在河南卢氏县一林场打工，干活没几天，几个人嫌活太累，要走，习锋就跟着别人走了，也不考虑其他地方能否找到活。我大致猜测，这二十年来，他肯定也是这样。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境况：媳妇没有，钱没攒下，连破旧的老屋也没翻修，人却显得一天天更老了，似乎再没机会来练什么一技之长。只能任凭岁月将剩余的生命一点一点地风干。也许这就是中国农村辍学青年的普遍生存状态。但习锋似乎更令人悲叹：他不光没文化，还没心眼。老实得像一块石头，几十年，一动不动。
其实，习锋是结过婚的。一九九六年，习锋20岁，他的父亲王安民（外号葫芦丸）就为他从南边深山里娶了一个媳妇。当时，葫芦丸（请允许我用这个外号，因为他奸诈狡猾、偷拿哄骗样样在行。其次，小时候，他经常无理取笑我，留给我的印象，确实不怎么好。）是我们村的村主任，家里的光景在我们村是很耀眼的：他买了村里第一辆拖拉机；第一个为儿子另起了房子；第一个持猎枪打野鸡野兔；第一个养鹰隼，总之，葫芦丸是很能成的。
习锋的媳妇叫欣荣，她是一个稍有姿色的活泛女子。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婚房：用报纸糊得严丝合缝的墙壁、整齐的护方顶、漆红的梳妆台、高雅的组合柜、写字台、新式大板床一字摆开，电视机、录音机、一应俱全。当时的我以为，习锋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谁知，新婚不久，两口子的日子过得不和谐，欣荣总是对习锋说长道短的，轻则骂骂咧咧：“习锋，看你ｘ你妈那怂样子，啥也干不了。”“习锋，看你那怂囊样”！“球本事没有，骂上又不动弹”！欣荣骂习锋时从不回避村里人。因为葫芦丸为习锋盖的房子在山岭的另一边——东平（我们村有两大姓氏：王姓和李姓，王姓占多数，住岭西，叫王那；李姓人少，聚集在岭东，叫东平。）王那东平相隔一矮小的丘陵，相对较远。因此，习锋与欣荣之间的吵闹，葫芦丸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罢了，没当回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七年，新年刚过，欣荣就骂着习锋去打工，于是，习锋就去了。欣荣一人的日子归于平静，直到六月的麦黄时节，一个暴雨过后的下午，空气湿润，雨珠在东平路两旁的灌木丛上打转，道路泥泞，就在东平林荫路与柏峪寺路交界的路边，葫芦丸找到了欣荣藏在麦田沟里的家电、棉被、和衣物。
欣荣被葫芦丸硬拉回了家。半路上，欣荣看见人就骂： “葫芦丸不是人，他欺负我。”“王习锋×他妈不是个男人。”两天后，欣荣跑了。葫芦丸找到了欣荣娘家，娘家舅把葫芦丸按住狠打了一顿。一个知了疯叫的黄昏，葫芦丸在夜色的掩盖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回了家。他满脸淤伤，头上多出来两个大脓包，衣服快被撤成了布条，回到家，他什么也没说，倒头就睡。乡邻都劝葫芦丸叫习锋赶紧回家。
习锋回来了，和他父亲四处打听欣荣下落，他们听人说欣荣可能去了山西运城，于是，父子俩就赶往山西运城。
找到欣荣时，她已经在运城农村一户人家里住了近一个月，直到此时，习锋和葫芦丸才知道：原来，欣荣在和习锋结婚前就有男人，而且在一起住了有半年之久。
好在运城的这户人家也忠厚朴实，欣荣被父子俩领回了家。回到家的欣荣平静得像没事一样，但还是逢人就骂葫芦丸和习锋，不过这次有了新内容，他给女人们说习锋在那方面是个无能货。习锋打工那段日子，葫芦丸老是晚上来监视他……后来，一伙伴告诉我：结婚一年多，欣荣根本不让习锋碰她。而且，习锋身上也被欣荣拧得遍体是伤。
大概三个月之后，欣荣又跑的没了踪影，好像从王那村蒸发了一样，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九九九年秋收时节，葫芦丸给邻村张福民家拉石头，车走到沙坪河时，拖拉机侧翻，葫芦丸不幸被车上巨大的青顽石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葫芦丸去世之后，二锋家从此没落了。
二零零六年，葫芦丸住的房子后山墙墙皮严重脱落，已经很难再住人了。习锋母亲和九锋也搬到了习锋的新房子里（说是新房子，其实也很陈旧了，因为村子里已经有很多人盖起了两层小洋楼）二零一二年，村里规划宅基地，村民纷纷争相占领位置，但好位置都被关系户提前占据了，习锋家只抢到了个尾部：房后正对着村里最不吉利的地方——死洼渠，如果发大水，最先遭殃的就是习锋家。习锋和九锋在当年冬至之前把房子地基打好了，但直到二零一五年夏，没成家的兄弟俩还没盖好自己的新房。
前年回家，看着一排排新房子拔地而起，习锋家的地基被夹其中，如同被砍断的行道树桩，静静地诉说着生活的无奈和艰辛。
有锋
有锋在传销组织里发展了不少线人，提取了一些费用，但大部分还是让一级组织拿走了。
有锋再也待不下去了。在一次和小胡子接人途中，有锋佯装肚子疼得厉害，小胡子停车，有锋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路旁工厂的大门，他听到身后警卫传来的呵斥声，但他顾不了那么多！
有锋看到身后无人追随，于是就停下来，进入一栋大楼，灰暗的筒子楼内空无一人，他很快地躲进楼梯拐角的卫生间里，卫生间的异味扑鼻而来，但有锋忍受得了。他站在卫生间门后，警觉地注视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远处，马路上汽笛声依稀传来，没有时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隐约听到楼下有说话的声音，就赶紧藏在厕所的单间里，当他屏住呼吸的时候，声音却渐隐渐去。后来，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他也放松了下来，回想自己近三个月来痛苦的遭遇，这个社会太残酷、太黑暗了！初入社会，就让他伤害了许多亲朋好友。还好，自己还没被他们彻底洗脑！培训他的大学生信誓旦旦的说过：只要让新学员在此呆上五六天，你就是让他走，他都不走。事实也确实这样：在他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传销者将他的父亲也叫来了。还有农村干部、女大学老师……为什么唯独他没被洗脑呢？难道自己的意志力真的太差了？还是他忍受够了那难以下咽的饭菜、那处处欺骗和失去自由的痛苦？夜幕降临，外面漆黑一片。他蹑手蹑脚地顺着楼道安全指示灯走下楼梯，他相信他们不敢进来的。他沿着厂区灰暗的路灯向来时的大门口走，可大门已经关了。他出不去，凉风习来，丝丝寒意让他心灰意冷，归宿何处？自己的铺盖（被褥）箱包还在他们那里，但转念一想：其实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有锋又回到了他藏身的那栋楼，坐在楼梯上，倚着墙睡了一夜。
有锋还是有点悟性的：初中时，学习成绩中等，最后考在镇上的普通高中，但只上了半年，他父亲因长年肺痨病逝，家里再也无钱供他读书了。无奈之下，他便辍学，直接来广东打工。
有锋是不愿出苦力挣钱的，这大概源于他在传销组织里的经历。二十年来，他先后推销药品、进电子厂、摆地摊、卖凉皮，但始终没离开过广东。
二零零八年，有锋三十岁的时候，在老家盖了四间平房。可就是討不来媳妇，有锋显然是有些急了，但急有什么用？在王那村，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又去广东。还好，二零一五年，有锋三十七岁时，终于领回了一个河南小姑娘，她比有锋小12岁，据听说，她家里人是坚决反对她和有锋交往的，但女大不由娘！不长时间，她便怀上了有锋的孩子。去年，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三个月后，有锋领着母亲、妻子、孩子又去了广东东莞。
我打电话问他的情况，“工厂门口卖肉夹馍呗！”他在电话那头笑笑地说。
卫锋
从外表看，卫锋个子不高，满脸雀斑，头发自然卷。卫锋是个慢吞吞、较木讷的人，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做起事来，卫锋总有一股狠劲。
卫锋大我两岁。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河南边境上的金矿区干活，矿区位于陕西潼关与河南灵宝市交界处，这里到处是山，交通很不方便，离最近的豫灵镇也要一百多公里，他二姐和姐夫就住在镇上。刚从学校回来，他没事可干，二姐就说，你来河南吧！让你姐夫给你找点干头。结果，一去就是十七年。
卫锋所在矿区有六家选厂，各个金矿老板就把采到的金矿拿到这里来加工。筛选、粉碎、过滤、清洗……卫锋在选厂干不到十天，就受不了这里的粉尘和嘈杂的噪音了。“在街道西头开个商店卖点副食吧！东头一家商店生意很好，咱们在西头也开一家”，二姐说道。于是，姐夫给他在小街西头租了一间房子，二姐又借给他一千块钱，小商店开张了。
三年之后，卫锋在一次进县城时，发现了一个商机，城里录像厅生意火爆，在矿区放录像肯定挣钱。
一九九八年，录像厅还算新鲜事物，人们心照不宣，都知道录像厅里放的是哪种类型的影片。卫锋果断地买了录像机和放映机，在商店隔壁又租下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录像厅就开张了。劳动了一天的农民工晚上无处消遣，纷纷涌向他的录像厅，刚开始，卫锋放些香港功夫片，门票一小时一块钱，通宵五块。过了不长时间，人们都要他放映“好看的”，于是，他就四处买“好看的”碟片。结果，生意火爆。直到二零零五年，卫锋小有积蓄，就拆掉了老家的土坯房，为母亲盖了四间一砖到顶的平房。
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卫锋的家庭情况:卫锋的父亲王介石是一个很没本事的男人，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很准确。介石在离家很远的南边（陵口一带）给一户山里人家当长工，几年也不回一次家，这样的生活已经有十几年了，他有老婆儿女，为什么不回家呢？听父亲说，是卫锋的母亲月娥骂的不行，骂的介石根本受不了！为什么骂？无从考证。
介石在南边的东家，其实也算是一户好人家。东家地多，家里牛羊也多，介石初次来打工，看到这户人家待他不错，活干完，东家付了工钱，但他没要，说想在他们家长期干活，不要工钱，只要供吃住就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听到这话，东家一家人当时的惊愕，可想而知。因为确实缺少人手，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描述一下介石的相貌:走路总是佝偻着腰，黑而瘦的脸上，好像总有擦不完的鼻涕。
东家为介石腾出一间房子，介石就在这里住下了。而这家人也将他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据说，卫锋也曾叫他父亲回家，但介石就像一块巨大的磐石，不为所动。一次，卫锋硬将他父亲拉了回来，但他在家根本住不了几天，又回东家去了，东家也劝介石多回家看看，但介石就是不愿回到自己的家。
大约在一九九零年前后，王介石的大儿子，卫锋的哥哥突然得白血病死了。死前也欠了一些帐，据听说，最后都是卫锋给还上的。他嫂子拿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领着女儿，跟人跑了。他哥哥的房子就在卫锋新盖平房的隔壁，从此空荡如也，再也没人居住过。
二零一二年，卫锋告别了十七年的潼关生活，回到了王那村，这年，卫锋已经三十四岁了，还没个媳妇，他的母亲月娥提着礼品求遍了王那村的所有住户。二零一三年，经人介绍，卫锋和一个南山里的女人结婚了。女人是二婚，带着一个七岁大的女儿，这个女人的相貌如同以前他那段似离非离、纠缠不清的婚姻一样让人感到奸邪。果不其然，后来卫锋才知道，女人是隐瞒着山西的丈夫和他结婚的，丈夫来找了好几次，卫锋都把那人打跑了。最后，在公安局的调解下，才算告终。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是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到卫锋家闲聊，卫锋的女儿已经四个月大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介石也回来了，就住在卫锋哥哥那已经很破旧也不吉利的屋子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过来一次，吃完饭，立马就走。
闲聊中，得知卫锋这两年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我知道，老家经济落后，生意肯定不好做，无言。
临走时，我惊讶地发现了立在卫锋家柜头上月娥的遗像。
回到家，母亲告诉我，卫锋的母亲——月娥，是去年被卫锋的妻子活活气死的。
坚锋
坚锋，别人都叫他三黑，我只叫他坚锋。
从小就听村里人说，坚锋不是个真男孩；刚出生，他母亲便要将他送人，但却没人肯收养，因为，刚出生时的坚锋几乎不具备男孩特征。
年少的我很好奇，但坚锋很机警，方便时总是躲我远远的，我也再不好意思过分动作了。
坚锋和我同岁，学习成绩却比我好。他又黑又矮，肩膀总是向里缩着，走路一高一低，手总爱插在衣兜里，无论裤兜还是上衣兜，少年时代的坚锋总喜欢模仿周润发、刘德华的派头，长大后，怎么看怎么像。这大概就是我们家乡人常说的:爱扎势！扎势归扎势，我们俩却很要好。
同样一贫如洗的出身，就因为坚锋在校时学习成绩优秀，所以，走了一条和其他锋不一样的道路。二零零一年，坚锋考上了西安工程科技大学，学习环境设备工程专业，毕业后，应聘进了陕西第七建筑公司，地址在宝鸡。
二零一零年正月，短暂地见了坚锋一面。只知道他已婚，现居宝鸡；在建筑公司做工程制图，育有一女。
从小到大，和坚锋相处时，心中一直深深隐藏的那个千真万确的秘密不攻自破——坚锋应该是个健全的男人。
《锋》 番外篇《军》
军开
我常想：二零零四年，如果我的命运不好，我的生活轨迹将沿着军开的轨道运行。
军开是一个没有朝气的人，用一个慢字来概括他，再合适不过。久经沧桑的脸总是面无表情，走路的姿势总让人想起蜗牛和老龟。每次与他相约同行，都要让我等上大半天。好不容易出发了，他的腿上却如同绑了沙袋一样缓慢。
军开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只可惜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被改写，军开的家境从天上掉到了泥潭里。一家五口住在三间又矮又低的土坯房里，房子有四面墙，三面墙就面临着倒塌。他的母亲半身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全靠药品养活。父亲年老力衰，背半捆柴都要休息大半天，即使这样，家里有三四颗白菜也要翻山越岭拿到离家七八里地的集镇去卖。人家的麦子都晒干收进了粮仓，他家的麦子还长在地里。
军开的大妹妹是抱养的，学习成绩特好，考上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军开父亲想让她留在家里帮忙，但她却坚持要读书。二妹初中毕业就留在家里照顾母亲。总之，你不走进这个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的生活。
军开高中复读了三年，才考上我们当地专科学校。高中时的军开，只能用一个腐朽来形容：脸总是洗不净，胡子拉渣，衣服上的污垢经常黑的发亮。书都翻得烂糟糟的，还没有学会。做了几年的烂试卷，就是舍不得扔，不知道还要保存到什么时候！眼睛也高度近视，镜片厚的像瓶底。学习时的表情让人感觉和干苦力活没什么两样！
世界上，有些人适不适合读书的，我相信这句话，但军开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呢？
军开命运的转折点是二零零四年大专毕业前夕，当时，我劝他：赶快找工作吧！但他就是不听。后来，我才知道，军开早就有了出路。学校报西部志愿者，谁都知道报名条件很严格，自身条件要很硬才能报名，但军开却一路畅通，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最后，他才告诉我真相：是他远在广州军区当官的姑父帮助了他。我想：朝里有人好做官，军开这下有出头之日了。
谁知，两年之后的二零零六年，军开却从宝鸡一偏远的农村中学辞职了。问其原因，他说自己干够了教书这行！后来，从与他对话中间接得知：仅仅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位语文教师降职到了锅炉房烧锅炉，这其中有学生调皮的原因，也有他处理方法的问题。具体原因不便再问。
从学校回来的军开投靠了他在西安搞销售的表哥。他住在表哥租的房子里，位置在火车站附近的东八路。夜晚，表哥睡床，他睡沙发。实际上，表哥比他年龄还小。军开在火车站附近一个连锁快餐店里工作了近三年，我清楚地记得这家店的名字：东东包，军开就在里面煎包子。
二零零九年，军开销声匿迹了。
二零一四年前后，一个和军开同村的远房亲戚说，军开在我们当地的古城买了单元楼。
二零一六年正月，手机微信里有了军开的身影，他说自己在西安，电话里，已经三十九岁的军开还是那般憨厚天真、笑容可掬。“我在西京医院，我妈上周突然昏迷不醒。”我问病情，他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我长出一口气。
问及婚姻，他面露难色，一脸的沧桑之态，“还没有，这七八年一直在浙江丽水一酒店里当帮厨，接触不到什么人”。
我们一时无语，关切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军丰
军丰和军开最大的不同，就是军丰抓住了命运的咽喉。
军丰个头很小，长发方脸，如同长相，他做事四平八稳，同军开一样，军丰也是个慢性子，每走一步，似乎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但军丰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并且稳扎稳打。
军丰家在庙坪高高的山顶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上，小路至少也有十里路，初次到军丰家，我很吃惊：这哪能叫房子呀！一个破旧的老戏楼，四面墙，两面敞开，只用塑料篷布来遮风挡雨。
军丰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妹妹十二三岁，是从小抱养别人家的孩子，军丰的哥哥个头很高长得也很帅，他在本县很偏远的地方教书，结婚时做了女方的上门女婿。于是，军丰的老家就只剩下他父母和妹妹住在山上的房子里。“幸亏还有个妹妹，家里缺个菜呀盐呀！小妹跑得快，一阵工夫就买回来了。”军丰说。
毕业前夕，军丰跟军开一样，也不急着找工作。问及原因，他说他不想出远门。还好，临近毕业，市里破天荒地举行了一场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军丰那段时间狠命复习，终于榜上有名。我因为早早找了工作，所以被剥夺了参加考试的资格。事后我常想：难道军丰提前知道这个消息，而没有告诉我和军开？我知道，他哥消息很灵通的。
接下来，军丰的路走的很平稳，在镇中学教书，经人介绍，次年和一裁裤边女结婚，婚后，在丈人的五金店旁边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店面妻子经营，军丰上班。
二零零五年，军丰喜得贵子，在我们一伙中，他最早娶妻生子。二零零九年，军丰父亲在砍树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中，当场死亡。
日子总在悄然前行。二零一四年，我见到军丰，他还让我参观了他在县城买的新房子。临走时，我问军丰： “你把母亲和妹妹接到镇上来，租个房子，也挺好呀！”
“家里牲口多，再说来了也住不惯。”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一个已经七十岁，腿脚也不灵便的老太婆和一个十几岁小女孩，住在遥远山头的情景，心里总感觉有些寒惨！
春付
春付的口腔溃疡似乎永远也治不好。我想，这源于他心里的焦灼。
春付是个急性子，干什么都是火急火燎的，春付最看不惯军开和军丰那慢吞吞的样子。为此，没少骂他们俩。
春付才三十大几，头发基本上已经掉的差不多了，皱纹也爬满了额头，天生的黑脸总让人感觉没洗净似的，眼角总有模糊的小白点。春付家在杨克劳镇的深山里，门口即大山，风景优美，是个养生的好地方。春付和年迈近八十的父亲住在四间砖瓦房里，春付有三个姐姐，早已成家。
二零零四年，春付和我来陕北榆林应聘，结果没试讲好。回到西安，他直奔江苏淮安，直接签了合同。这一年，是我们命运共同的岔路口。到淮安的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六年，春付在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娘在山的背面。寒假结束，他带着妻子去了江苏，只留下视力模糊的老父亲一人在家。
春付的焦灼是有原因的。
二零一零年，春付所在学校一同事让他做担保贷十万元，春付知道：其他老师都为他担保过。所以，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春付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银行传来票据，让他还款，他一下子懵了！经询问才知道，这位同事已离婚，房产也划归妻子名下，他让学校同事共担保了一百多万，现在已丢弃工作，不知去向了。
十万元，对春付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一个人只身外地，妻子、三岁的儿子，年迈的父亲，时刻都要面对着有房有车的同事们，一无所有的春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个人。
二零一零到贰零壹六年，春付无奈地在痛恨中生活了七年，直到现在，余痛未了……
后记
无论“锋”“军”，还是春付，都是我那渐渐隐没的青春之歌的伴奏者。任岁月悠悠，正是他们一些朴实地像家乡饭菜一样的人，奏响了我青春的主旋律。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论是无聊时的闲谝；还是村人拉家常时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都融入了我对故乡深沉记忆的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