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真的是人各有命。有的人一生都基本健健康康的，没什么大灾大病；可有的人一出生就带着病，并且这病伴随其一生。有的人即便是到了八九十岁耄耋的年纪，依然还是耳不聋眼不花；可有的人一出生就聋，一出生就盲。还有的人中途突遭横祸，那不是也得活一辈子吗。人这一生到底应该怎样过活？这实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现在，模模糊糊地有点信命，却不想就此认命。

　　这次害及眼耳，才让我对这种病——神经纤维瘤病——重新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这是一种良性肿瘤，是的，的确是一种良性肿瘤，可它披着良性肿瘤的外衣，却总想着干些恶性肿瘤的坏事（起码，我主观地这样认为）。也才认清了它那张讨厌、可恶、又可憎的嘴脸。

　　这种病有单发性和多发性的区别。同样是得这种病的人，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肿瘤生长的部位不一样，有的人长在体内，有的人长在皮肤表面，有的人长在周围神经上，有的人长在中枢神经上。瘤子的多少也不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医生说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在网上查也说是遗传，可是我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一个遗传的地方啊！爸爸妈妈并没有这种病，那我从哪里遗传？况且哥哥也好好的，难道只偏偏遗传我？退一步讲，就算是隔代遗传，可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没有这种病，再下来亲戚里面，姑姑、姨姨、舅舅、表兄弟姐妹里面、堂兄弟姐妹里面，也都没有得这种病的。远亲、近亲都算上，也再找不出一个跟我得同样病的人，难道我是捡来的不成？但后来啊，我慢慢地想：或许，应该把这个问题归咎在这种病的患病率上，这种病的患病率是3/100000，比较低，的确很低，十万个人里面才大概有三个这样的病例，就被我给赶上了，我想我这运气是得有多好啊，估计去买彩票也能中个奖吧。

　　 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对这种病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从大人们的言谈中，我得知了它是一种良性肿瘤，觉得很庆幸，幸亏是良性的，良性的没事，做完手术就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了。我对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区别最初始的理解就是：恶性肿瘤会复发，良性的则不会。但可恨的是，这种所谓的良性肿瘤有单发性和多发性的区别，不巧我是多发性的。

　　检查发现，大脑里竟然也有，还不止一个。实在可恶。大脑，那可是神经中枢啊，那是长瘤子的地方吗？那可是瘤，长在脑袋里的瘤，脑瘤，有一个都不得了，何况还不止一个。有本事你往我周围神经上长，长我腿上，长我胳膊上，哪怕长我肚子里也行啊，大不了我少吃点饭（我对它已经容忍到了什么程度？竟然允许它长，竟然允许它往周围神经上长，还允许它长几个。可是，这还不行吗？我已经退让到这种地步了还不行吗？对，它还不行，它还要往中枢神经上长，简直可恶至极。没想到，它还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长在大脑里，妄图把我指挥系统搞乱，以前真是我小看它了。　

　　我越来越怀疑， 这种肿瘤是挨着神经的，甚至就是从神经上生出来、长在神经上的。要不然为什么要给它起那样一个名字？把它命名为神经纤维瘤病呢？（这不是一个单个的瘤那么简单，这是一种病）。我们知道。神经是由神经纤维束组成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肿瘤肯定能和神经扯上点关系，最起码它是挨着神经长的，要不然为什么只要它稍微大一点就会压迫神经呢？如果它离神经远，又怎么会压迫到神经，对神经功能造成影响呢？

　　这也正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挨着神经，如果不动它，它会压迫神经，影响神经功能。如果动它，又怕碰到神经，而神经那个东西，何其娇嫩，何其脆弱，哪是能随便碰的，一旦碰到就会对对神经功能造成损伤。进有风险，退有担忧，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两难。

　　慢慢的我也才想通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小时候能看起来正正常常的几乎和别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而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就越来越严重、直到现在变成了这副样子？因为这种病、这种肿瘤是和身体发育有关系的。小时候我年龄小，长在我身上的这种肿瘤它也小（或者说它们也小，有的甚至还没生出来呢），它们还没有加害我的能力（我也还没有除掉它们的意思），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我健健康康的。可是随着我年龄一天天长大，身体、骨骼在慢慢发育，它们也在悄悄地往大长，悄悄地往出生，现在我长大了，它们也长大了，就开始给我坏事了。这也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越长大，越严重，身体越差。

　　既然这病是跟身体发育有关系，那么等我身体骨骼发育成熟、不再发育的时候，它们自然也就不长了，或者说就长得慢了（它本来长得就慢，那应该就更慢了）。可是我还没等到那时，它现在就把我害成这样了。

　　引起我这诸身病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瘤子，就是这种病，我一点不冤枉它，这笔账就得算它头上。可恨它现在把我耳朵给影响了，更可恨它连我眼睛也影响了。这是病理损害，去医院挂耳科和眼科，医生都建议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我眼睛和耳朵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是慢慢被它影响变成这样的。

　　出去看病，在火车站，爸爸去买票的时候，我怔怔地看着火车站外面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有男的，有女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走着的，有背包的，有拉行李的，有向南的，有往北的，有单个独行的，有两两相跟的，也有三五成群的，有打电话的，有看手机的，有互相说说笑笑聊天的，形态各异，但看起来他们都是那么健健康康的。我忍不住想，我如果能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就满足了。

　　病这一年多来，有一回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在心里赌咒一般狠狠地想：要么让我好，要么让我死，我不想还是这副样子再走出医院大门，我不想再这样子活了（我不是不想活了，我只是不想这样子活），这样活着，与死何异？倒不如索性给我来个痛快的。可它偏不，每次总是给我留一点希望，但留的那点希望又总是那么渺茫，我曾恨恨地想：索性把最后那点希望也给我关严了吧。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分明是赖活着不如好死。我曾想过，得这种疫病，还不如给我换一个其他那种，比如白血病，或者癌症晚期之类的，总之，就是能要命的那种，治不好的那种，没得治的那种，那我索性就不治了，我认了，我能接受。但不要老是这样不上不下的吊着我，好又好不了，坏又一下子坏不到哪里去。要么让我痛痛快快地好，要么让我彻彻底底地坏。这样子，真的不好受，心里憋屈，这样子，就算最后活了个长命百岁又能怎样？“还不如痛痛快快甩打几下就死了”。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问我想过死没有？说实话，以前没想过，现在没少想。是的，我的确是想到了死，这是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但只是想到了而已（或者说仅仅是把死当做一个问题来“思考”），我并没有真正过要死，仅仅只是着急、气不过的时候那样想一下，就像我们生气、气急了的时候总忍不住要说几句气话。我不会主动寻死，我不会干那种傻事的，我的理智还在。再说，我胆小，我不敢，我只是着急生气的时候忍不住那样想想而已，并不敢实际行动的。我更怕家人受不了，那样的话，我自己倒是痛快了，可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痛苦，我不会那样干的。妈妈曾经警告过我，说我如果敢干什么傻事的话，那是要她的命呢，我想我都这样了，还把我当命根子呢，一时没忍住，当着她的面，泪就来了。

　　有时候我会胡思乱想；瞬间毙命，这或许未必就是一件十足的坏事，比起那些常年累月瘫卧在床、思想意识已经混沌、甚至还要忍受病痛折磨的老人或病人来说，要好得多。如果能够寿终正寝，那固然更好，除此之外，最好的死法，莫过于像徐志摩那样（只是说死法，并不指年龄）。我猜，在飞机失事的前一分钟里，或许他还在酝酿着一首未完成的诗作。

　　我也曾悄悄地想过在一场毫无防备的或者不可抗拒的意外中丧生，天灾、人祸都可以，比如地震。如果真有那样一场意外发生，一定得是能毙命的那种，千万不要还活着但情况落得比现在还糟。当然，我并不是在渴望，只是说，那样的方式，我也能接受（仅我自己能接受，家人肯定受不了）。想到这儿，我不禁又想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能还你各项健康，让你正正常常的和别人没有任何两样，那你还能舍得死吗？你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吗？不，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我就不舍得死了，当然，现在也不舍得死，活着多好，干嘛要死？这只不过是生病而已，又不是不会好了。我的意思是：如果真能还我各项健康，不用说各项健康，哪怕只要能让我眼睛和耳朵好起来恢复如初，我就满足了，那我之前想过的那场毫无防备的意外，我立马否定，也就不能接受了。（可见，我之前有过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根本就站不稳脚，随便来一点转机就会动摇。当然，这是好事，绝不能让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把根基扎牢。）

　　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吧，如果不能好好地活，总不免要想一下死的，但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以前我也经常去医院（医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老熟人，一个不想见却经常见的老熟人，只能算是老熟人，不能算是老朋友，我不想和医院交朋友），也经常见医生，经常看病，经常吃药，我对这些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从来没想过死，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这次伤害到眼睛和耳朵，我真的开始急了，也开始怕了，就像温水里的那只青蛙第一次感觉到水要开始变烫了。因为我之前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了？我着急，我生气，我不甘心。如果再这样严重下去，聋掉盲掉的话，那这一生，将要错失多少美好？又将会留下多少憾恨？我能接受自己将来变成一个瘸子拐子，但我实在不能接受自己将来变成一个聋子瞎子。

　　 着急生气的时候，忍不住想捶死自己，这副不争气的身体，就只会生病。　

　　 早就听说过的一句话：与自己和解。以前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干嘛要与自己和解？怎么了？等到跟自己生了气，再想起这句话，才突然领悟出这个最简单的、连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只有生气了才需要和解呀。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与自己和解？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甚至有缺陷的自己？或许永也不会，或许就在明天，我能突然想通。（慢慢地也行，只要能想通就行）　

　　 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这一点我比较认同，这是在告诉我们：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死，它就在将来的某一天里等着我们，既然这是确定了的，那你又何必非要把那一天提前呢？你大可不必那么着急，完全可以耐着性子慢慢的顺应其自然规律。你也丝毫不必替它着想，担心它在前面等你等急了或者等得不耐烦了就不等了、走掉了（真要是走掉了才好呢），不，它不会走掉的，这是你担心多余了，它很有耐心的，只要你不着急去找它，它一般也不会着急来找你。我知道，不顺心或者不称意的时候，我们总不免想掂起脚尖望一望前面的它，但是你记住，千万不要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不要喊它，那家伙耳朵可灵着呢，只要你敢朝它喊一声，它立马就会立马出现在你面前，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你了。所以，在不惊动它的情况下悄悄地看它一眼就行了，看罢以后，还是得低头慢慢地走。你更不用那么着急想要看清楚它的面容，只要心里对它模模糊糊有一个印象就行了，因为迟早有一天它会来到你面前的，或者说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到 它面前的，到时候再看也不迟。

　　我不得不老实承认，有时真急了的时候，会生出一种类似于穷人恨富的病态心理（或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我就想：凭什么别人都能好好的，偏就得让我变成这样？（我这分明是心理不平衡，在嫉妒别人，这已经超出了羡慕的范围。原因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从原来耳聪目明，就慢慢变成现在一副很傻的样子，大脑就跟被屏蔽了信号似的，接受起外界信息来特别困难，别人说的话怎么也听不懂。）有时候我也会想：或许我并不比别人差，别人也并没有比我强多少，只不过是别人比我运气好一点，没有摊上这种病，如果我也能健康康的话，那我应该和他们也差不多吧。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运气，也是能力的一部分。何况在我这儿，在生病这件事上，运气在能力里的比重占了那么大，运气不好摊上了这种讨厌的病，很多能力就这样被它生生地抽掉了。

　　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是多想好起来啊，连做梦都想。有一次晚上做梦，我梦见我好了，好得跟原来一样，耳聪目明，还是原来好好的时候那种感觉，我高兴得跟个什么似的，一霎时竟然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梦里我就想：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结果醒来一看，还真的是在做梦。这样的梦，我做过不止一次，因为我想好，也想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回，我明明已经醒了，意识已经清醒了，知道昨晚又做了一场好梦，但我故意不睁开眼睛，还顺着刚才的梦境继续往下想象，因为我知道，一旦睁开眼睛，我就又回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面对的又是这些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梦，我实在不愿意醒来。

　　慢慢的，连这样的梦都不做了，可恨我竟然在慢慢地习惯这种不便的生活。

　　说起梦，病这一年多以来，有时候也会恍恍惚惚地觉得，真就像是在做一场大梦，我搞不清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病成这副样子，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只是一场梦，那只要这一场梦醒来，我就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场噩梦而已。可是，这场噩梦，怎么就醒也醒不过来呢？

　　终于，有时候我也会产生阿Q一般的心理，忍不住在心里嘟囔一句；“从前，我也阔过”。从前，我也耳聪目明过，我也能跑能跳过。可是，谁还能记得啊？我自己还能记得。　　

　　 别人说要来看我，都是以前读师范时候的同学，有好几个人都说过类似的话：“病了？那我改天去看你啊、最近忙，过段时间去看你、等过年的时候我去看你”。其实能看得出来，有的人说得那只不过是一句客气话，但也有的人是真心要来，自己没有车，借一辆车车也要来、还有的跟我说好哪天要来。真心还是假意，其实心里也大致有一个判断，能感觉的出来，但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我都一一婉言谢绝。我不是不想见他们，我是不想让他们见我，不想让他们见到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样子，因为我之前实在不是这样的。可能，人就是这样的吧，如果有了好事，有了可值得骄傲的、可值得炫耀的事，巴不得别人知道呢，可要是有了坏事，就想方设法地藏着掖着，生怕被别人看见。当然，这是生病，这又不是干了什么丢脸的、见不得人的事，还怕别人笑话不成？别人知道我病了，想来探望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可如果是一般普通的病，倒也没什么，但现在这病把耳朵给影响了，都不能和别人正常沟通交流，可以想得到：见了面，除了尴尬，在他们面前，我或许还会忍不住自惭形秽，还是不见的好。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拒绝的借口：来看看我又能怎么样？难道来看看我，我这病就能好起来吗？

　　 自从耳朵眼睛出问题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好的成语，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成语：耳聪目明。其字面意思是耳朵听得清楚，眼睛看得分明，都反应灵敏。引申含义是比喻头脑清醒、聪明。的确是这样的，我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只有眼睛和耳朵都好好的，能够发挥其正常功能，人才会有聪明的可能。还有个词叫心明眼亮，只有眼睛亮亮堂堂的，心里才能明明白白的。因为眼睛和耳朵出问题以后，人就开始变傻了，真的，不傻也傻了，不用别人这么以为，我自己就常常这么觉得。脑子不笨，但耳朵傻，人也就显得不聪明了，呆头呆脑的。也正是耳朵和眼睛出问题以后，我的求知欲变得越来越强，特别想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特别想清楚别人要干什么？特别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我就是想知道。那声音明明就听见了，但就是没听懂，好多时候还得靠看、靠猜。后来眼睛又变得严重，猜都猜得费劲。

　　 从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也和原来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鼻子还是鼻子，嘴还是嘴，耳朵还是耳朵，眼还是眼，既不疼，也不痒，既没有创口也不流血，还是能吃能喝能睡觉的，好像并没什么大碍，但真正脑袋里面耳朵和眼睛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只有自己清楚。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能够听得懂别人讲话，能够和人正常无碍地交流，这就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看得清楚明亮，这更是一件幸福的事（等我以后眼睛和耳朵好起来，幸福感一定会升值的，成倍成倍地升，嘿嘿，瞧好吧）。现在我才回想起以前耳聪目明的时候有多好多好。都说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年轻时候的事，可我年纪轻轻的，就经常回忆以前耳聪目明时候的事。可是，以前耳朵好好的时候，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呢？ 怎么就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呢？可能人就是这样，一个物件、一样东西，它在的时候你不会去留意它，觉得它平平常常，就是那样，一直会那样下去的。可是，有一天它突然不见了，这时候你才能回想起它在的时候有多么美好，它有多么珍贵。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现在，我已经懂了，希望还不晚，希望还有得救。

　　说起来好像很麻烦，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快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和别人交谈对话的时候，需要用到嘴（这是首要的、必须的） ，需要用到大脑（这是最重要的，思考和指挥），需要用到耳朵（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需要用到眼睛（通过看表情、看嘴型，也可以帮助听）。嘴、耳朵、大脑，这必要的三样，如果其中有一样失灵了或者不好使了又会怎么样呢？

　　怪父母吗？他们也不想我这样子的。可是，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也不愿意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的，有谁愿意生病呢？可这病就是了生了，又该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好好治就是了。难道还要去怪那所谓的命运吗？那家伙准备要对你下手的时候，从来不跟你商量。哼，商量？就知道跟你商量了你也肯定不同意（假如它笑眯眯地跑来用一副商量的口气问你：让你生一场大病好不好？让你出一场车祸行不行？你的反应肯定是连连摆手，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嘴里直说：不行不行，这可不行，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所以，它向来都是直接动手的，管你能不能受得了，你受着就是了。

　　 忘了从哪看到的一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聋上一段时间，或者盲上一段时间，这或许未必是坏事”。但是我想：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有一个重点：一段时间。一定得是一段时间，必须得是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必须得好，否则，就算懂得了视力和听力的可贵，懂得了珍惜，却已经失去了珍惜之物，空明白这样一个可懂可不懂的道理，那又有什么意义？

　　我根据自己现在的情况，加上主观性的“以为”，对人体“五感”的重要性做了一个排序，从最重要到稍次重要依次为：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

　　聋、盲、哑，这三者如果非得要一个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哑（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体会过言语障碍有多么不便的缘故），其次，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必须要再做出一个退步的话，那我选择聋，但是盲就不能再接受了吧？已经哑了，又把耳朵也让出去了，眼睛就不能再让了吧？不能没有底线吧？不能没有原则吧？不能一退再退吧？不能什么都向它妥协吧？即便它是一种非常难缠的病，那也不行。

　　以前，耳朵和眼睛好好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聋人和盲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想象不出聋和盲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只是好奇而已，觉得聋盲是一件和自己毫无瓜葛的事，从未想过聋盲有可能会和我扯上什么关系，更没想过聋盲有一天竟然会和我离得这么近。打死我也想不到有一天我将会变成这副样子。

　　诚然，“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 但这样的体验，但凡有过大的一次，绝不再想有第二次，真的，这算是我生病多年的经验之谈。这样的体验，还是少有点好，最好是一次都没有才好。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必要的体验，坦白讲：这样的体验没有任何一点乐趣可言，完全不用在这样无聊又痛苦的体验中白白浪费时间，更不用把一生的时间都搭在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体验上，太不值当了。可这事偏偏又由不得我，不是我说了算的，不受我的主观意志所掌控，不是我不想体验就能不体验的。

　　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唯一有可能躲掉的就是病了，当然，只是有可能躲掉而已，并不是一定就能躲掉，然而，这唯一的机会并没有留给我，我还是躲不掉。但如果仅仅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病小痛，譬如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之类的，那不可避免，也无可厚非，但不要一下子就给我来个这么大的行不行？生病这样的体验，只要让我稍微体验一下就行了，不要让我体验得这么深入行不行？我对此丝毫没有兴趣的。

　　以前初中的一个同学，大概得知了点我病的情况以后，说：好难啊，真的好难啊。我想：难？的确是很难吧，可是，谁又能不难呢？哪个人又能活得轻松如意呢？你有你的难，他有他的难，你是这样的难，他是那样的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只不过是难和难不一样罢了，你的难，他不懂，他的难，你也不理解。就算去问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也有自己的难，比如：淘气不小心又把家里的玻璃打碎了，这可怎么向大人交代呢？被发现了非得挨揍不可，好难啊。可是，他那样的难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难，那算什么难呢。同样，我这样的难，在比我更难的人眼里，或许也不算什么难。

　　这是一种无法彻底治愈的病。我想：这只是说不能把它彻底地从我身上根除掉，并不是说它不能好。哪怕不能完完全全好得跟正常人一样，只要眼睛和耳朵好起来以后，它不要再发展了，不要再严重了，情况不要再坏下去了，我求它都行。

　　这种病遗传率有50%，既然是遗传，既然遗传率这么高，既然无法彻底治愈，那我私自主观地把它定义为是一种“生即带来，死可带去”的病。那它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身上呆着吧，我自己已经深受其害，我不能再放它去祸害别人了，一点机会都不能给它留。将来的某一天，我走的时候，把它带走 就是了。（想想可笑，我把它完全灭掉的办法，竟然是将来的某一天跟它同归于尽）。还记得八岁那年，我生病住院，做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我突然跟妈妈说：我长大以后不结婚了。妈妈问我为啥呀？我说：这次看病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再娶媳妇又得花钱。妈妈听完后呵呵地笑了，跟我说：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没想到，当初以一个八岁孩子的心理随口说出的一句并没有经过多少考虑的话，现在看来，或将要变为一句谶言了。

　　慢慢的，我也认清楚我身上的这种病了，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能要命的病（估计这也就是为什么把它定性为良性肿瘤的原因）。它只会给我坏事，瞎捣乱（这也正是它最讨厌最可恶的一点）。既然要不了我命，那就不能给我安分一点，消停一点吗？不过我不怕它，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瘤子多了不怕。我并没有放弃反抗，我还在积极治疗，我还心心念念想着要好起来，我对此得有信心，肯定能好。

　　“人这一生，能够健康点，平安点，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这话，如果放在以前，可能觉得没什么，但现在，却对这话深以为然了。如果这次眼睛和耳朵还能好，视力和听力还能恢复，我想我差不多应该就活明白了吧。我一定倍加珍惜，好好热爱生活。

　　 突然地、我意识到了一份责任，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我必须得好起来，将来才有能力去承担那份责任。

　　 病越来越严重，我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好起来。父母会有变老的一天，将来他们老了，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得有能力去照顾他们，出点力。尽管说我有病，身体不好，能力小，可能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我小事也得扛起来一点，我不能把这些责任全都推给哥哥，我也有义务去承担起一部分来，将来能把爸妈照顾好，我就满足了。我不求升官发财，不求出人头地，那些事儿留着下辈子去想吧，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了。只要能健康点、平安点，安安稳稳地过好这一辈子，哪怕平平凡凡的、平平庸庸的、甚至庸庸碌碌的，我也都知足。以前上学时候想过的将来，都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