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渴望了解清中后期的历史，那必然不可逃避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个人物。而我也很有幸通过阅读他们了解清廷由兴即衰，逐渐式微的时代里，他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与谋略仰仗文化的惯性让清廷在摇摇欲坠的历史航向中颠簸前行。
曾国藩，正如谥号“文正”，令人倾慕。儒学基因系统下孕育的人物。他博学的同时亦能经世致用，这是他与其他儒学大家不同的地方。他坚韧的意志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拙诚的人生态度，高洁的品行，高尚的修养，坚韧的意志，强悍的执行，扎实的作风，锐意的思考。有这些，其实无论是仕途或是其他，都无所谓了。当他洞察到政治哲学的关系，而立之年，开始变法。不再以自身的标准要求他人。他以一尘不染之实而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体制的纰漏已非他个人能力所能解决，封建社会国家体制，儒学仁政的IP，以德治国凌驾于法治之上在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完全掉队了。是曾公开放的思想拉开的洋务运动的帷幕。天下至拙胜天下至巧这句话他诠释的淋漓尽致。沉稳谨慎，立于不败之地而战。中华文明两千多年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必有曾公的一席之地。对待家族，身为家长始终的洁身自好，不惑之年依然负债累累而获得财富的途径一直都是光明正堂的。在那个腐朽无能的政权里，他完完全全有能力而且不需任何掩饰便可富甲一方，但是，他没有。在那个一夫多妻的时代里他完完全全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没有。对待朝廷，尽忠，对待父母，尽孝，对待爱人与子女，尽责。对待自己的湘军，足够的仁义。始终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济世的大情怀，清晰的原则标准。而中体西用必然的失败他未有先知也是因为当时的教育模式，财政制度等等并非同西方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时代原因。我不知道把他和孙中山相提并论合适不合适。只是在我内心，他们的精神实质与高度就是令人仰慕的。
李鸿章作为曾的幕僚，学生，不可否认，平遥之上的过程中始终有命运的眷顾。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人性最真实的洞察。无论是与老师的关系，与慈禧，李莲英长期的同盟利益输送，与张之洞，左宗棠数十年的政治敌对。不可否认，他所达到的事业成就在十九世纪是中国第一人。以致于西方许多人可以不知道清廷的皇帝，不知道慈禧，但一定会知道东方大国里孕育的李中堂。李中堂是活的通透的，无论是文人，军人，政治家，他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标准。他熟谙圆通的中庸之道，无论处理任何事物都能理性的分析，权衡利弊。他骨子里是精明的商人，生而为人，在那个年代他比俗人更多了一份使命和愿景。苏州杀降事件不得不另我作为读者将他从原先的高度妥协了下来。这是连西方人都觉得可耻的。西方人对契约精神，骑士精神的潜意识文化是值得赞赏的。或许不是当事人并不能感同身受其中的利害，但这种有违道德规范的事是万万使不得的，尤其作为国家栋梁。本应为人师表。在世俗层面，他获得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在他的政治哲学里，厚实的钱袋子，贵人的提携必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琢磨人的天赋与外交能力无人能出其右。中堂无论使用任何手段，但他的目的是纯正的，尽忠于皇帝，慈禧。谥号“文忠”，有礼有节。面对物质文明落后到无法和他国对话，领导无能，同僚排斥的局面，他很难用正常的方式来推动发展。只好用各种方式，委婉，迂回，偶尔不免卑鄙狡猾，甚至为虎作伥，都是试图让国家重回世界核心的轨道上。时代选择了李中堂对祖国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李鸿章的悲剧。我不知道把中堂大人和蒋中正放在一起稳不稳当，在我内心他们是如此的契合。始终没有机会完完全全展现自己的才华，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扶着一群不懂时代规矩和脉络发展的人前进，可敬！但是他还是让中华民族迈了一小步，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角度，也足够了。中堂大人是时代的悲剧，值得钦佩！
其实跳出画面看画，从大历史观，无论是万历十五年里，万历，张居正，申时行等等，或是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悲情的。个人的意志是难以重塑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国家的。这种复盘的能力应该踏着历史演进的规律顺势而为。
乱世出英雄，时代造英雄。但他们许多可贵品质，他们对待事情的看法对人性的认知在当代我们事业和生活中依然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虽千百年，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