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怀疑过，周遭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不愿早起的清晨，困顿中睁开眼睛，做着平日早上常规的流程，起床、洗漱、吃早饭......不知道在哪个环节里，你觉得不对劲，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另一个梦境里。于是费力叫醒自己，再次撑开沉重的眼皮——然而这一次，真的不是另一个梦么？
如果窗外明媚的阳光，桌上诱人的事物，爱人深情的目光......所有那些关于快乐、幸福、痛苦、悲伤的回忆，都不过是一场梦，又该如何？
人生如梦。即使明知是梦，多少人宁愿沉醉其中不愿醒来。
梦与现实之间，仅仅是闭眼与睁眼的区别吗？
到底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是一个永恒的疑问。
笛卡尔之“思”，从这样的疑问开始。
1
人们常说“眼见为实”，然而每个人都有被感觉欺骗的经历，“眼见”也未必“为实”。
有水的玻璃杯中的筷子，看上去是弯曲的；空中的明月，看上去只有弹丸大小。
孩子们经常问的令父母头疼的问题：“既然太阳比地球大，可是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小？”
更不用说水凝结成冰，这种形态的改变给感官带来的冲击了。
在《形而上学的沉思》里，一个蜡块像砸中了牛顿的苹果，给了笛卡尔怀疑的入口。
把蜡块靠近火，蜡块开始变形、变味、变色，最后没有了形状，变成了液体，但这块蜡还是蜡。
但蜡的身体早已不是之前看到的样子了。
笛卡尔假设有一个邪恶而强大的魔鬼，能够营造出各种虚假的幻象，让我们周身的一切都变成虚幻。想来如果笛卡尔时代有如今的虚拟现实技术，可能笛卡尔就不需要费尽心力用一个魔鬼来说明问题了，毕竟在笛卡尔的时代上帝还是崇高的，不能用上帝举例子——上帝是不会欺骗人类的。
在这周遭的错觉、幻觉，甚至癫狂中，即使一切都是被营造出来的，只有一件事是无法编造的，也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
不管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在怀疑着“我”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的这个怀疑本身，必然是真的。
怀疑，是笛卡尔之“思”的一部分。于是，笛卡尔得出了那个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拉丁语是Ego cogito,ergo sum.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这使我确信我说的是真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为了思，需要在。
2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判断。
判断，不是证明。
笛卡尔之前的证明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而我思故我在，则是一个反思判断。
这个看似明确的判断，被很多人引用起来很顺口的命题，其实有着很多模糊的含义。
“在”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理解成存在，实际上，笛卡尔的“在”远比“存在”的意义更深远。
中文翻译的“在”，在笛卡尔的原文里，是“是”的含义，是英语里的系动词“be”。中文里，“是”后面总会有个什么，我是歌手，我是演员，我是爸爸，我是女儿，不是加职业就是身份。
但笛卡尔的“在”，是“是”本身。
我思故我在，更贴切的翻译其实是，我思，我是。
“是”，后面不加任何东西，没有任何规定性。
“我思”，让“我”成为“我”。
不是歌手的“我”，不是“演员”的我，不是“爸爸”的我，不是“女儿”的我，不是员工的“我”，不是正在做某事，或者从事某种职业，有着某个身份的“我”，而是正在“思”的“我”。
说来简单，仔细想来，有多少人知道“我”是谁？抛开那些身份、职业、关联，“我”是谁？
很多老年人，喜欢围着儿孙转，如果不让他们插手儿孙的事情，他们就无所事事，似乎人生只为孩子而活，因为对他们而言，只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这一种身份。
特别是退休之后，原本的职业身份不在，只有亲情关系这一种身份了，剥夺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剥夺了全部。
他们，从不曾体会“我”是什么，“我”需要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那些能在老年跳广场舞、唱歌、参与各种活动的老人们，是值得肯定的。
至少，他们知道“我”的需要。
至于广场舞的扰民问题，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只有“思”，才有“我”。
我是谁，一个思想者。什么是思想者？这就是怀疑、设想、领会、肯定、否定、意愿、想象、感受者。（笛卡尔《谈谈方法》）
心理活动、感受、体验，都是“思”。
思之外一无所有，从那里我知道了我所是，一点点比从前开窍了。（笛卡尔《谈谈方法》）
思之外，一无所有。
思无形。
3
我“在”，是说“我肯定是思想者”。
笛卡尔说，“凡我们清晰明白领悟的一切都是真的”。这也是笛卡尔喜欢数学的原因，他那著名的笛卡尔坐标系曾是多少学生的噩梦。
无论在睡梦中还是醒来，1+2都等于3。
数学从不会欺骗自己。
思，需要的不是眼睛，而是洞察力。
广义的“思”，是精神。
笛卡尔判断，人类精神的真正本性在所有理性那里是完全一样的，“思”本身，没有高低。这种观念孕育了法国大革命的人生而自由平等被看作天赋原则的理念。
笛卡尔的“思”，含有直觉和理智两种因素。
后世称笛卡尔是理性主义者，帽子有点大，因为在笛卡尔那里，直觉是基础，演绎推理则是方法。笛卡尔的方法是融合了直觉与演绎的，后来，理性主义者将后者发扬光大，而现象学则专注于前者。
“我思”的交流和传达，则依赖于语言文字。
4
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
传递“思”，需要语言。
日常语言并不能表达笛卡尔的哲学语言。日常语言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词达不到事物本身。这不是何种语言的问题，而是日常的思维与哲学思维之间的问题。
例如生而为人，那么从什么时候算“生”呢？胚胎卵子？呱呱落地？笛卡尔为日常语言的词不达意而担忧，他需要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语言，一种不受梦的制约的哲学语言。有新的词汇，新的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康德、黑格尔等成体系的哲学大家的文字看起来那么艰深的原因，日常语言对于他们的思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笛卡尔此举，意在不依赖于传统，其实也没有传统可以依赖。笛卡尔不想重复古人，他说
我宁愿写沉思录，也不要像哲学家那样争论。
笛卡尔之前的哲学家是经院哲学家，即使出现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开拓者，但当时大多数哲学家进行的是基于圣经对上帝和天使的争论，确实对哲学本身意义不大。
笛卡尔要把哲学研究当作一次亲身历险，到达那事物最诡秘之处。
因此笛卡尔在书中，创造了很多新词，包括“骗人的魔鬼”这种日常的语言。对于笛卡尔这样具有博学的哲学史知识和数学知识的人来说，这不是问题，历史也证明，他成功了，并开拓了新的哲学路径。
可悲的是，笛卡尔的这种创造，却给很多人以哲学只需要体验，不需要积累，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知识的错觉，直到今天这样的人依然不少，只要看看“世界哲学大会”那些“通天哲学”“全能哲学”的提出者们就知道了。
难怪康德说，在哲学领域里最难区别天才和骗子。
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呢？
好在，笛卡尔是前者。
区分了“我思”和“我在”，实际上也就是区分了灵魂与肉体、心灵与身体。
灵与肉，心与身，是中世纪哲学的核心话题之一，也是笛卡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