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甘龙等就变法与否廷争于秦孝公前，以“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等话语打动了秦孝公。秦国走向了强盛，但是，商鞅却在失去秦孝公这个靠山之后，被那注定的悲惨命运割断了喉咙。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在我看来，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更多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者英雄人物的抬轿人，英雄人物或者智者发挥了主导作用（暂且不称为决定作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的必然和偶然，特别是上帝掷骰子出现的偶然。除了那几个贤明的皇帝外，君主都不处于历史的核心，自然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封建历史其实是士人和将军的舞台，他们才是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的长卷中熠熠闪烁着智慧和勇力的光辉。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很能反映普通草民（特别是农民）的局限性，他们因学识不够而无法洞察事物的规律，又多贪于眼前小利而昧于长远，自然愿意安于现状，保守而不愿改变。这个时候，的确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站出来推动历史的进程。这些英雄多半是草民中有思想的拔萃者、饱学修养之士以及有魄力的实干官员，拔萃者通过示范、饱学者以教化、官员能臣利用权力机器带领或者逼迫草民开辟出了一个惠及将来的新天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与此话相连，西门豹开渠的故事最能反映这个意思：西门豹为了便于引河水灌溉决定开渠，但是邺民都觉得治水烦劳，没有人愿意。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水渠成后，当地农民深被其泽，生活富裕。到了汉朝后，有一个官员希望对此加以改进，将几条水渠合一以便于交通，但遭到邺地父老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西门豹圣贤所立，不可以妄动，最终只得作罢（呵呵，可爱而执拗的邺民）。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句话其实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蕴含的意思基本一致，只不过提升了一个层次，将批驳的对象由黔首或者草民上升为愚蠢卿大夫，批判的内容也由贪图眼前利益的小民习性上升到了因循守旧、裹步自封的卿大夫惰性。与此相对的便是曹参他老人家的“萧规曹随”，想当初，曹参面对汉文帝的质问，回答得理直气壮：陛下您不如高祖皇帝，我也不如萧相国，他们创立的制度已使天下平安繁荣，那都差一截儿的我们又何必去改动呢？

中国庙宇中祭祀的神仙是非常多的，而且，各行各业也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加以供奉，其中很多人其实都是这种英雄人物，而非真正的神仙。为民谋福，泽被后代，草民自然也不会忘记，已将他们神格化，立庙祭祀，悠悠忠魂，天地同寿。 

回到原文，特补纪两事儿：

其一、商鞅拜见秦孝公时，第一次说的是帝道，秦孝公没有兴趣，第二次说的是王道，秦孝公依然没有兴趣，第三次所阐述的霸道才令秦孝公大悦，也就是说商鞅的变法或者统治理念是以富国强兵、武力就是正义的霸道为基础的，那么，黔首在其心目中顶多也就是个工具而已，迂腐的文人更是只会添乱的绊脚石而已，他的本意恐怕是更接近于“愚民”和“专制”，在他的心底，恐怕是只有国家的整体概念，国民利益连个划痕般的印记都没有。

其二、新法实行一段时间后，秦国大治，有些原来反对变法国民转而称赞新法，商鞅采取的政策却是将这些人全部流放，原因在于“此皆乱法之民也”。商君为人尖刻寡恩，剥夺了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又下失于黎民，车裂的命运又怎么能够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