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套爷 文经风 推广/夏娃女屋 ，本书得到作者授权推广
日本人“抱团”是出了名的，大事小事动不动就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虽挨了两颗原子弹，20年后又成了地球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
大凡去过日本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遇到一件事情，有十个日本人在场，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冲，另外九个人一定是傻乎乎地跟着干，有时这个带头人的主意也许并不聪明甚至是很傻，但决定了谁也不会再说三道四，更不会互相拆台，一定是“嗨嗨”地干得热火朝天，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许多事情上付出这样高昂、无谓的代价有必要吗？
有一次我看到同楼的几个日本人搬家，他们不仅把电梯四周贴上保护膜，连整个楼道和楼梯上都贴的严丝合缝，这种搬家的阵势我在中国从没见过。不知道搬什么样的金银财宝和贵重家具，可最后只搬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前后用不了十分钟，可这些保护膜却足足贴了有三四个小时，让我这个善投机取巧的中国人哭笑不得，却敬佩之至。
还有一次我乘日航的飞机，从旧金山飞回北京途径东京成田机场转机，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大家都疲惫不堪，巴不得离开那个金属壳。飞机刚刚停稳乘客就“呼啦”一下站了起来，从头顶的行李箱里拿下自己的东西争先恐后的准备胜利大逃亡。坐在我前面的十几个日本人刚刚还有说有笑，这时却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动不动，面部表情严肃，像是部队战士听首长作报告，和机舱里气氛形成了大反差，一直到机舱里的人全部走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拿行李时其他人才开始陆续跟着站了起来。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要不和大家抢着走出机舱就算有素质、有教养了。我看了一下表，他们一共坐等了约十五分钟，在那种心情下十五分钟是很漫长难熬的，这当中没听到一句怨言，甚至没看到一个不耐烦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坐着静等所有的旅客离开。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最后夹在这些我认为有些“不必要这样做”的日本人中一起走下舷梯。
和日本小鬼子在一起呆久了，我越发觉得称他们为“鬼子”实在是太抬举这些当年为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的俊男靓女。他们的思维方式让你觉得有点傻，北京话就是轴。小时候看抗战电影日本兵拼刺刀一定要退出子弹，拼刺刀吗，枪膛里放子弹干嘛？这当然不如八路军聪明，能拼就拼，拼不过就搂扳机把你嘣了。日本人总说中国人“良心的大大地坏啦”，也许从那时就开始领教了。
我去东京一家性器具工厂参观，准备将一批产品委托他们生产。东京马路上也经常堵车，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早晨七点多就到了工厂。参观中我看到车间一角有一个工人在给模具铇光。他做得十分认真，以至于我在他身边观看时他的目光从没和我对视过，一会用手中的锉刀打毛刺，一会又在车床上用水冲刷。我参观完已是中午，吃完午饭回来路过车间门口看到那个工人还在摆弄那只模具，从目测上我觉得那只模具的光洁度已超过我们所要求的标准。下午和厂方谈判结束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准备离开工厂时，竟看到那个工人还在打磨当中。整整十二个小时，同样的工序不知做了多少遍，那只模具几乎已经成了一件艺术品，他好像还没有结束的样子。一想到这样漂亮的模具以后要被黑乎乎的塑料抹得面目全非我觉得有一丝舍不得，就像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你久久不愿把它切开一样，但转念一想这仅是一只普通的注塑磨具，达到标准就可以了，把它做到这样极致有必要吗？
这种“过分”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武士道”精神？
我离开东京的最后一天和几位日本朋友在一起吃饭，我问日方的一位课长助理："你在公司工作多久了？
他自豪地说："今年是第十年了。"
"想没想到跳到薪水更高的公司？"我又问他。
"我在这里工作得很好，到别的公司干什么呢？"他大惑不解地问我。
"你在这里工作十年了还是课长助理，想不想当课长？"我对这个话题来了兴趣。
"做梦都想。如果我能升迁到课长，就可以住到很好的房子，�薪水比现在要高许多。"他的回答是很认真的。
"那你怎样使自己能够升迁呢？ "我更加来了兴趣。
"我要努力地工作，使我们部门的工作在整个会社做得最好，这样课长就可以升迁到公司去了，空下来的位置就可以由我来担任。"他回答的是那样的平常、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别的办法？"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显然他对课长的位置已经惦念许久了。
"比如说你可以制造一次事故，让公司的总经理对课长不信任，免去他的职务，你不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坐到这个位置上吗？"
"这怎么可以？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样。"他一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一边端着盒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着米饭。
看着他那憨憨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发热，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为了不使大家扫兴，假装低着头拼命地往嘴里送饭，但饭菜是什么滋味我已经全然不晓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