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戚继光是明朝中后叶功勋最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将领。甚至在整个明朝的军事史上，戚继光成绩也是领袖群伦。
组练首先明纪律，战争最重在经营
这是戚继光诗作《威慑倭寇》中的诗句。实际上，戚继光真正地把“明纪律”“重经营”做到了极致。
1559年，任职浙江都司佥事，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郡防事的戚继光招募3000名士兵，这便是戚家军的雏形。这3000名士兵并非浙江任上的官兵，相反，是戚继光从金华、义务等地募集的农民，因为他发现浙江卫所的官兵战斗力低下，而市井流民则狡猾无赖，这两者都不堪战争之任。他选择了彪悍之地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支敢死队。
戚继光认为，如果一个士兵作战时能发挥其平时武艺的百分之十，则可以取胜；发挥百分之二十，则以一敌五；百分之五十，则纵横无敌。因此，对于士兵平时的训练，他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这一点达到了孙子兵法中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如此，戚家军的战绩几近百战百胜。
同时，戚继光对战争的把控可以说精确到了分毫不差的程度！军队软件方面，士兵的战斗力，军队纪律，赏罚制度，全部做到了一支军队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他编排了中国最早的军歌，同时他甚至能顾虑到士兵因临阵紧张而喉干这种细节。而在硬件方面，他针对日本的武士刀研发出了“鸳鸯阵”这一协同作战的战术体系以及创造性地将“藤牌”“狼筅”“镋钯”等工具纳为防御武器。实践证明，“鸳鸯阵”及其所使用的兵器，是日本武士刀的克星。
戚继光卓绝的执行力，是他职业生涯中大小战役成功的直接因素。
奋臂千山振，英声是战留
事实上，光有卓绝的执行力，还不能够成为NO1，与戚继光同列为“俞龙戚虎”的俞大猷便是证明。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是一个更具有情操的将领，他廉洁奉公，目光宏远，为大明帝国提出过不少解决沉珂的良策。然而，这些策略已经超越时代，反而不得其行，俞大猷最终赍志以殁。
由于曾经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抵御倭寇，俞大猷战略性地意识到：倭寇的优势是陆战，劣势是海战，那么我军如果能在海上歼灭倭寇，则从根本上杜绝了倭寇的侵犯。他进一步指出：海战的成功没有别的秘诀，就是比拼兵力，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以多胜寡。他要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来配备水师，其规格要求是“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同时，海战的兵器就是火器。
戚继光从1559年开始招募3000民兵；1561年，兵员扩大一倍；1562年，扩大为一万人。在战术上，戚继光限制了火器的使用。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戚继光成功而俞大猷战略失败呢？明朝是没有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的，军队的武器装备，来源于各府县的供应。俞大猷要求建立的高规格水师，其潜在要求是集中的供应和管理单位，这是明朝的管理体制远远达不到的。火器，由于其来自不同的地方政府，质量不一，规格也往往不能匹配，比如，铅弹与口径尺寸不合，导火索无法引燃，铳管炸裂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火器在实际战争中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明朝中后期，朝廷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兼以文官集团的掣肘，武将其实很难施展，而戚继光，以其绝对的务实精神，天才般的政治眼光和军事领导力，完美地演绎了一出“戴着镣铐跳舞”的历史大剧。
惊心岁月愁仍在，回首风尘梦已阑
戚继光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贵人相助。贵人便是谭纶和张居正。谭纶作为高级文官竟然热衷军事，并且经常角色扮演客串将军上阵杀敌。此人是戚继光的头号粉丝。戚继光莅任蓟州军区不久，张居正出任内阁大学士，日后升至首辅并且成为大明帝国首席CEO。
在戚继光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与张居正保持了绝对的亲密关系。张居正替戚继光摆平了所有的政治难题，在财政上让戚无后顾之忧，把弹劾过戚继光的人都不动声色地处理掉了，甚至短暂的丁忧期间也为戚继光有所安排。戚继光投桃报李，以鸟铳护卫队给张居正当保镖，送美女和珍宝。
可以说，戚继光的成功是大明帝国两位最优秀的文官和武官的通力合作的成果。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也迅速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陨落。因为张居正的贪污之名，戚继光也有贪污之嫌。坦白讲，对于这两位对国家有再造之功的能臣的小小贪污，we don’t care。
行文至此，说一点八卦。戚继光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妻管严”，惧内之名已垂青史。戚的老婆王氏无子，戚不敢得罪老婆，于是瞒着王氏偷偷娶了三房小妾，生了五个儿子，直到儿子们成年才让王氏发现。这也侧面反映了戚继光的执行力和变通能力。（当然，这种行为放在现代是要挨千刀的。）
后人在罗织戚继光的历史时，总会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人，其实，大可不必。真正的英雄，是在洞穿时势后为了达成目标可以牺牲道德洁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