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称为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装剧中，圣旨通常都是这样开头。据说，“奉天承运”这一说法是明朝才开始出现的。而“诏”可以追溯到秦始皇，他统一六国称皇帝后，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他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由此可见，古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承天命的，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四海万民都应顺应天命，臣服于帝王的统治。以天命为依据，帝王据此支撑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求普天之下的文化认同。
我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帝国，经历了不少帝王的统治时代。在朝代更替、新皇即位、守卫江山等过程中，多数时候不能缺少武力征伐的方式。武力是获取皇权、守护皇权的基础。但巩固帝位却不能单单依靠武力，还需要合法名义的支持。于是，天命与剑，变成了帝王手握的两大法宝，共同支撑起帝王的王座。
专栏作家张明扬关注到了帝王合法性这一问题，他研究从秦始皇到清末的所有皇帝，发现每一代帝王都被合法性的问题所困扰，也都积极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可以说合法性是历代帝王最大的心病。以帝王的合法性为主题，张明扬在《天命与剑》这本通俗历史读物中，分析了各个朝代帝王面临的时代困境和采取的应对策略，主题很严肃，写得却轻松有趣，很好读。周濂在序言中也说“他（张明扬）的史学文章能铺叙更长别裁，善因袭更会创作，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
周濂对“合法性”给出的定义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拥护和支持，至关重要，对军事力量偏弱的皇帝来说，甚至可能扭转生死，但也不可能是任何时候都灵验的救命仙丹。帝王的“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非常微妙。
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个别昏君以外的大多数帝王来说，做皇帝实际上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除了操心朝政之外，还要小心翼翼的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名分，这个束缚女性千载的绳索，同样束缚着帝王之尊。
比如“拥曹”还是“拥刘”的问题，历代皇帝分别站队，各有考虑，其目的都是辅证自身的正统地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拥曹，主张魏是正统，西晋是从魏禅代而来，即是表明西晋的正统地位。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变为拥刘，这是因为东晋偏安江南，遂把同样偏安西蜀的蜀汉比作自身，拉起丢失中原、身负“大义”的大旗。宋朝同样有类似的立场转变。北宋占据中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拥曹，而南宋偏安南方，朱熹则在《通鉴纲目》中明确拥刘，其理由与晋代相似。
历史上，唐太宗是经常被拿来与明成祖朱棣一起讨论的。他们都经过宫廷政变夺取皇位，也都是政绩辉煌的大帝。后人猜测，这两位皇帝之所以兢兢业业，奋发图强，除了具备出众的才能之外，意图遮掩或者洗刷夺取皇位行为的污点也是其中的一个促进因素。毕竟皇帝都想流芳千古，谁愿遗臭万年呢。这也符合张明扬多次在书中提到的“绩效合法性”概念。用政绩来证明自己，赢取民心。
说到“绩效合法性”，不得不提起古代政治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女性。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性各方面都受到过多约束。然而，曾经掌握朝政的太后、皇太后却为数不少，宣太后、吕太后、窦太后、独孤皇后、萧太后、孝庄皇后，甚至还出了女皇武则天。据朱子彦先生统计，“中国古代临朝称制的女主达40人：秦国1人，西汉4人，东汉6人，北魏2人，唐代2人，宋代9人，辽代3人，元代11人，清代2人”。这些女主普遍都有出色的政绩，同时，面对朝局，她们多数都会维护幼主的皇权，毕竟有亲子关系的纽带维系，为儿子守江山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有了过硬的政绩和维护幼主的立场，各朝各代对出现的女主也都愿意支持和维护。“绩效合法性”正是历史上得以出现那么多出色女政治家的一大根由。
天命与剑，古代帝王巩固统治的两大法宝。天命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剑所代表的武力也许当时激烈有效，但天命所代表的文化认同，其浸润影响则更加悠久绵长、深入人心。如何制定策略，如何选定立场，如何将天命包装为自己的合法外衣，是每一代帝王的第一要事。也正是通过这种合法性的控制，经由不同方式登场的帝王，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合法性诠释方法。不管采取什么说辞，只要做到自洽，就能够巩固自己的正统地位，为自己正名。
2017.08.17雾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