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巴恩斯通编；西川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4.10（2015.4重印）

我是过去，整个过去的信徒，我不相信流派，我不相信年表，我不相信标明创作年代的作品。我认为诗歌应当是匿名之作。比如说，如果我能选择，我会乐于让他人加工、重写我的一行诗、一篇小说，以便让它们流传下去，我希望我个人的名字会被忘掉，正如在适当的时候会是这样。所有作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创作了那辉煌的梦——《一千零一夜》的人们的名字，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也不在乎。

我认为一个人总在死亡。每一次我们不能有所感受，不能有所发现，而只能机械地重复什么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生命也会随时到来。



我的确已经对自己感到厌倦了。
一当我醒来，我总是觉得失望，因为我还活着，还是同一个愚蠢而又古老的游戏没完没了。我不得不做某个人我不得不做得惟妙惟肖。我有某些义务，其中之一就是活过这一整天。这样，我就看到了伸展在我面前的整条道路，而所有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使我疲惫不堪。
休谟说过，当我寻找自己时，我从未找到过那个我所熟悉的人。

当你读到一个你了解的作家新写的东西时，你就会把他这些近作当成一本大部头小说的尾声，但小说的结尾如果没有前面那些章节嗯铺垫就会毫无意义。
书中的迷宫曲径和所运用的奇特形式，我把它们看做是一些基本的符号、基本的象征。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我只是接受了它们。我惯于使用它们是因为我发现它们是我思想状态的正确象征。我总是感到迷惑，感到迷茫，所以迷宫是正确的象征。
人群是一个幻觉，那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谈话。
文学的未来还是颇为安全的。文学之于人类的心灵不可或缺。
我想我重形象胜过重观念。我不善于抽象思维。正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我倾向于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不得不时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论，但我更偏爱做梦。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迷宫的建冣写道：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岔、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  思想来源于布拉德雷《现象与实在》和邓恩《体验时间》

布拉德雷认为时间从未来流向我们。我们总是溯流而上。而未来转变或溶解为过去的时刻，就是此刻。目前只是未来变成过去的时刻。

再回到过去，过去是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它可以由我们来支配。我们可以改变它，我们可以把那些历史人物想象成别的样子。

当我醒来，看到的是遭糕的事情。我还是我，这令我惊讶不已。

这种对于生命感到困惑的事实也许就是诗歌的本质。所有的诗歌依存于将事物认为是不足为奇和显而易见的。

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感受，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不朽是一种幸福，也许是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这件事，可以说，简直可怕。

依我看一个诗人应该活在记忆里，因为说到底，何谓想象呢？我要说想象是由记忆和遗忘构成，它是这二者的交融。

一般来说，噩梦的形成并不依赖文字。要写出噩梦，其难处就在于噩梦的感觉并不来自意象，而是像柯勒律治所说，是感觉赋予你意象。

每个作家都在同时做着两项颇为不同的工作。一个是他写作的具体套路，他所讲的具体故事，他梦到的具体寓言；另一个则是他创造出的他自己的形象。

我们今天看重的东西将来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无关宏旨。
我倾向于认为万物是虚幻的。我并不反对世界是一个梦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我知道在写作时我必须丰富这个梦。我必须把某些东西添加到这个梦中去。姑且说，我必须赋予梦以形式。至于现实主义，我一直认为它从根本上说错了。地方色彩、历史真实对我来讲，姑且说，没什么用处。
我认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不断做梦的人。
人类的形象和镜子中的形象同样不真实又同样真实。镜子与交媾是一回事。它们都创造形象，而不创造现实。

任何语言都指向一种实在或一种为说话者、听讲者、读者和作者所共同理解的非实在。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心醉神迷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隐喻来传达实在，无法直接述说。

当一首诗是真正的诗时，它迫使读者大声朗诵。这是对诗歌的检验。在阅读一首诗，或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小故事时，如果你觉得并不得把它大声朗诵出来，那么这作品一定出了什么毛病。我多次注意到，尽管文字或许应当出诸笔端，但从本质上说它属于口头。既然它始于口头，它就不该脱离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