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有个嗜好，无论念诗，读散文，看小说，极喜欢琢磨其中语言的呈现，陷在语言这个遮天蔽日的大林子里，实在觉得别有洞天。
写作呢，当然离不开语言。个人认为，写作，无论是谁，过不了语言这一关，就算你写一辈子，都难被称为“作家”，哪怕你出过畅销书也不行。
畅销书作者与作家有交集，但不是一回事。
那么，怎么才算过了语言这一关？也是我个人认为：作品具备鲜明的语言特色，或个人语言风格明显。简单说，一篇文，一段话，熟悉该作者的人看一遍，大体就能判断出自谁手。这跟画家一样，随便一幅画，内行人瞄一眼，就明白是谁画的。
一个人对应一种性格，一种性格决定一种语言。有的作家的语言看起来如崇山大岭绵延千里，有的看起来似琵琶独奏婉转缠绵；有的冷峻峭拔，有的清新明快……风格多样，不胜枚举。
但无论何种风格，都脱离不了一点，那就是好语言。
好作家没有不重视语言的。“在我阅读经典的时候，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它意义重大，它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它也许就是本质。”这是作家毕飞宇对语言的认识。
不过，要写出好语言，首先得认识它。
好的语言不难找。不武断地说，它有一个基本特征：准确性。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先不讲你别的，首先看是否表达准确。说话或写作，前颠后倒，模棱两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一定不是好语言。
著名诗人韩东有一句名言：诗止于语言。这句话初看确实很令人费解，我思虑多次，结合他这话的背景，终于明白一点：诗歌的基础是好语言，怪异的、丑陋的、变态的表达无论看起来多么特立独行，也不能叫作“诗”。任何文学体裁都算上，离开了表达准确这一点，甭管你这个派那个流，都不是好文学，因为走向歧路了。
好语言首先要具备准确性，再谈形象性、生动性、音乐性、美感等更高级的特征了。
根据经验，一个好作家、好作者，甚至文学爱好者，总是对语言极为敏感的，自身越是写得好，对语言的敏感度越强。也就是说，这些人往往一眼能识别好语言。这表现为一种语言天分。语言天分跟读书多少关系不大，但要识别好语言，阅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要读好的，能多好就多好！
不过，极具语言天分者毕竟少数，一个语言爱好者就算一辈子写不出好文字也不要紧，研究和识别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大乐趣，钻进去，很有意思。
往下看一个片断：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先不告诉您这段是谁写的。猜猜，这是一个什么人写的？高手还是蹩脚汉？若是好，好在什么地方？若不好，它差在哪里？
好吧，您想过后，该我说了，看有道理不？
有一天，我一连看了好几篇公号文，正想休息一下，陡然，这一篇映入眼睛。只一眼，仿佛大热天里不经意间来到一处清净的院落，凉风姗姗，虫声细细，又仿佛千里奔波寻觅居所，终于寻得一风景绝佳之地，登时想住下来不走了。
不卖关子了，这是上世纪写作之大家废名先生之代表作《竹林的故事》的开头一段。
您看，大作家写文，丝毫不带斧凿的痕迹，自然得就像新雨过后，泥土里钻出的茉莉芽，自然，新翠，不俗。它不受任何框架的约束，活像一个寻常人走着走着路，想起一码子高兴事儿，袖子一摔，唱了起来。
先生只用了短短66字，就好似把一个摄像头嵌在文字里，一层压着一层，一帧沿着一帧，一副幽静别致的画面由远及近、由面到点徐徐展开，将我们带入一个中国山水画的意境里，纯净，冲淡，超逸，和谐……
您看着人家用字那么简单，可能不以为然，说这样的我也会写，那您试试呗？
没看够？再来一段：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读完这一段，您又是什么感觉？
您读废名这些文字的时候，是不是总能闻到一种味道，哪种味道？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味道，既悠远，又优雅，既简约，又幽深。这时候，想没想到过这么两个人——沈从文、汪曾祺，这师徒二人。反正，我刚一接触老先生的文字，便想起这二位来了。
若不信，来看一段汪曾祺先生《受戒》里的两段：
——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头一段是说的是小英子的家，后一段是这篇小说的结尾，小英子想给明子当老婆，明子巴不得，两个年轻人飞快划着船，往芦苇荡里亲热去了，船去后，芦苇荡呈现给人的单纯、素雅、蓬勃、热闹，想象不尽的美。
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不必多看，只看一篇《边城》就行，文章与废名、汪曾祺都一脉相承，又各自不同，但都含蓄着，清淡着，克制着，花不全开，月不盈满，散漫着温柔敦厚的中国味儿。
半年前，我还认真抄写过著名散文家周同宾先生《桥》里一段话：
村北半里许，有条小溪，不知从哪儿流来，也不知流到哪里去。夏日一场大雨，齐腰深；冬天，满沟里的石头总是干的；春秋二季，只有浸脚面的水缓缓流淌。
这也是我极喜欢的文字，不说它呈现出来的画面和意境，但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排列，参差错落，叮叮咚咚，有种和谐的音乐美，多么适合朗诵。
再往外延伸一点，看看萧红《呼兰河传》里的一段：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地飞……
阅读的时候注意一下，能把这一段里第一个和第二个逗点儿去掉吗？
您会发现，逗点儿不能去。一删，意思没变，味道却变了。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读的越多，越感觉萧红的才华在于她的文字魅力和对文学的独特见解。她创造的这种稚拙浑朴、活脱自在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不说字里行间的意思，但看语言本身，就散发着自由自在的气息。从这一点上，我们是否也能理解毕飞宇说的语言“就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呢。
以上所举，不是说它们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语言，但它们是最好的语言之一。
在一类语言里熏浸玩味久了，不知不觉，回头瞧自己写的，多少会有他们的痕迹，不信，举贤不避亲，您看下面一段：
天安门往北，慢慢穿过一环二环三环，到四环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阔朗的森林公园，再穿过公园里的湖泊、矮山、湿地，一大片一大片参差的树林，出园过一条河，看见一处花木掩映下黑铁雕花的围墙，围墙里有数棵高大的银杏和经年的国槐，在它们下面，还有几株不知名的灌木，那些稀疏的枝桠已伸到几户人家的窗前。
这是我那篇《屋檐下有森林》的开头，这篇文章落笔前，我考虑过许多个开头都不满意，一天，不经意中往窗外瞅了一眼，灵感飘然而至，坐下开笔，这样的文字就来了。看文章后面的评论，虽然看出好的读者寥寥无几，可我自己还是欣赏的。
另外一篇文章里一段：
我们走在一条麦田中间的小径上，月光朗照，树影婆娑，大片的麦子正开着花，月亮下面，远的地方，像结了一层霜，又像笼起一层白雾。田里的麦香和着月色浮过来，我感觉像醉了一样。
仔细看，您大概可以从中能看出前面几位先生的影子，可又跟他们是不同的，蕴藉一些。
语言于我，很多时候像一条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惊龙，偶尔看见它的只鳞片爪，还未看到它的行踪规律，可越是这样，越是着迷。若把语言的世界比成一个米囤，我愿化身一只小耗子，悄悄躲在这米囤深处，磨词炼字，捣句淬意，期待哪天能得一口文曲星之仙气，了却身前世后梦。若把文字比成一架猪棒骨，我好想支一口大铁锅，把它们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先大火烧开，再放上新鲜的姜片大料青盐，慢火熬上千年，直待它香气漫卷一方乾坤。
语言固然对写作的意义重大，但我们又清醒地知道，它绝对不是写作的全部，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譬如作者的情感。我一直感觉，任何语言的魅力都是以情感、思想、审美、精神为背景的，缺乏这些，再美的语言也索然无味矣。
也如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所谓青年作家的未来问题，其实就是有多少人能够成长、成熟为优秀、杰出的作家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抵达这个境界，就看有多少人能够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对人性的强烈而持久的好奇和长盛不衰的探索热情；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和一字不苟的写作态度；三、确立了自己稳定的价值体系。”
不必展开讲了，我认为这是对写作的洞见！
所以，我们每个喜欢写作的人，最终是成为文学爱好者，还是票友，还是艺术家，那就可以对照那三点，再看个人的天分、勤奋和造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