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创作是1980年代后海外华文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在各自居留国华文文学创作中有着不同形态的变异，一样的漂泊，却阐发了不同的乡愁。
新生代作家主要位于东南亚地区，多是在60年代出生并生长在国外的，而新移民作家则主要位于欧美各国，多是出生在中国大陆，在80年代因各种原因才移居国外的。虽然都是海外华人，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学习生活经历，使他们在后来的华文文学创作中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他们对中华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们对于个人身份的定位上。
在面对中华文化传统，新生代作家与新移民作家都表现出了“出逃”的倾向，但他们“出逃”的原因和方式都各有不同。新生代作家的“出逃”源于长久以来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以及对身份的质疑。新生代对于他们所在的居住国有着绝对的忠实，他们对于正在生活的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他们自小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吸着潮湿的空气，看着澎湃的热浪，这里有着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可他们自小就被告诉自己是炎黄子孙，但他们又从来没有到过大陆，那个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一个被固化了的图腾和符号，他们并不能感受到自己所从属的这个民族的实质的存在，对它的态度更多的是敬畏和恐惧。对于所有人来说，民族都应该是一个能够带给他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群体，可这个民族对于新生代来说是那么的梦幻和遥远，它带给新生代的更多的是“失根”的恐惧。所以，为了逃离这种恐惧，新生代选择了“出逃”，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实现文化上的自信，找到真正“根”的所在，不用再面临“失根”的恐惧。但他们的“出逃”并不意味着丢弃，他们只是想要重新安置中华文化传统在他们即将构建的新的传统中的位置，他们期望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再是一味的依赖和畏惧，中华文化传统对于他们而言也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虚无的符号，而是真正建立起一种平等地交流与对话的关系。而新移民的“出逃”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出逃多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80年代出国的移民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国早已受过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来到异国他乡是为了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出国前在中国已经有了研究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性并不适合异国的实际国情，自己的抱负很难在这里实现。他们在经历了“失梦”的痛苦和郁闷后，最终决定要“出逃”，逃出中华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寻找一条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发展道路，这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则是寻找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叙事方式。
“出逃”后的新生代作家和新移民作家致力于各自的新的文学体系的建构。新生代作家努力建立新的文学传统，这种文学传统的建立过程，既包含了对文学本土化的不断发展，又包括了重新开掘中华文学传统的新的力量，使中华文化传统对新的文学传统的贡献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而新移民作家的努力则多表现在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交流上。
首先，新生代作家对于文学本土化的推动来自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合法居民，他们的“根”是百年前来南洋定居的先辈们在那时就已经种下了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的“根”已经存在于这片土地。所以他们的历史是在一百年前才开始的，而不是在两千年前的大陆土地上开始的。他们在新的文学传统的建构中，也是将南洋历史作为自身文化属性的，这种文化属性，既包含了南洋先辈从大陆带来的传统文化因子，同时又包括了先辈们在南洋土地上已经开始了的这百年的历史。所以新生代的作品中，他们不再为大陆的使者发言，而是为作为南洋土地的主人，也就是他们自己发言。再者，新的文学传统的构建除了对文学本土化进程的推动还包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的挖掘。自从南洋先辈来到这片土地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对于大多数马来亚华人来说，中华文化传统变成了过传统节日时举行的祭拜仪式和吃的传统食物，几乎已经完全被形式化和符号化了，这是让新生代作家产生“失根”的恐惧和焦虑的最主要原因。如陈大为的诗歌《屈程式》，就嘲讽了这一现象。人们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也知道端午节意味着赛龙舟和吃粽子，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深层含义。只有文学里的屈原才是真实的，有精神意义的，也只有文学中的屈原才可以启发他们。所以，新生代作家期望能够挖掘出中华文化传统中精神文化层面的力量，以文学大传统的力量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
新移民作家在文学上的新认识，则是因为他们由强调“中国性”到强调“中华性”的转变。“中国性”，涉及到的多是对政治、国别的坚守，而“中华性”则主要指向于文化层面，将中华文化传统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其中一元。新移民作家在两国都有着长时间的居住，对东西方文化都甚是熟悉，这使他们拥有了一种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新移民作家们客服狭隘的种族优越观念，对不同的多元的文化都持有尊重、理解的心态，由此才能实现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又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互动。自我文化属性是在比较和差异中才明白彰显出来的，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新移民重新审视了自我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其他文化传统中有益的文化因子，两相结合，发现了更具全球化的叙事视角。如在《扶桑》中，出现了分别代表东西方男性审美的大勇和克里斯，他们对于扶桑有着不同方式的迷恋和喜爱。克里斯的爱是无国别和身份差异的牺牲，是对她身上东方神秘气息的痴恋，他欣赏她，所以爱她。而大勇则显示了东方男人特有的大男子主义，我爱你便要拥有你，对他来说最极致爱是杀了她，让她永远属于自己。
新生代华人和新移民华人都是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体，这是打从华人产生就一直存在的现实情况，但他们不同于前辈们的自怨自艾，他们充分利用起了这种奇特的身份，将其视为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他们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却又不真的属于任何一个群体，这样的处境让他们反而拥有了“旁观者清”的优越性，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去看待某些问题。同时，他们有自信能够建立起边缘文学的独特性，实现边缘文学的独立，从而可以与文化中心产生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并在这种交流沟通中不断完善自我。但新生代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在对边缘身份利用时有了不同的方向。新生代作家主要致力于对南洋历史的关注，而新移民作家则致力于对新移民现状的探索。新生代作家着眼于对禁忌话题马共题材的创作，期望能够从这方面实现一定的突破。他们在这方面的作品却多显得扑朔迷离，难以看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如黎紫书的作品《州府计纪略》，是围绕着主角谭燕梅的经历展开论述的，不同的人对她和她的生活经历有着不同的评价，有褒有贬，令我们无法确定到底哪一个人说的是真的，又或许他们说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可那个真正能澄清真相的主角人物却从未登场，这就使这个人的历史真的成了一段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我想，这部小说想向我们表达的正是这么一个意思，历史本来就是无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看清历史的全貌，马共的历史亦是如此。而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方向则侧重于对华人现状的探索，他们是从华人自身的转变与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态度来展现华人的现状的。正如上文讲过的，这些处于边缘的华人不再自怨自艾，他们开始尝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个人的处境，他们认识到尊严与底气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强大而非别人的施舍与恩赐。除此之外，新移民作家们还通过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态度来写华人的处境。如在《扶桑》中，西方人对“黄皮”的歧视，部分像克里斯一样对神秘东方的好奇与痴迷等。通过不同视角的描写，我们对于海外华人的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
新生代作家和新移民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关乎海外华文未来命运的转折点，从他们目前的探索与尝试来说有着很大的突破和发展空间，之后的路要怎样走，与现在的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