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印刷术发明以后，有人断言，大学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为，过去从学校课堂里能听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书本上读到，大学不再像以往那样受人尊崇了。
对此，萨维尼说：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精神惰性（geistigTrägheit），只关注那些最先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如果某人不听课，只是一味地从书本上获取知识，借此进行自学，那么，他很可能只会死板地遵循自己偶然接触到的知识，接受他人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是完全被动的，不可能形成自由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克服的困难，此时，他必须求教于某一个博览群书，已经对整个法学进行深入透彻研习并且在学术上已臻于完善的学者。
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所谓人的精神惰性，主要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先得到的信息，只是吸收而不加思考。
萨维尼认为：
如何检验大学的教学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这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1）各个学科之间存在自然的内在关联，如果教学是自由的（它必须是自由的），就能够对此种关联获得精确的认识。（2）同样，教学应该揭示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矛盾之处。
紧接着，他马上说：
任何自由的研习都导向深厚的文献修养（literarische Kultur）。
此处，萨维尼特别强调了文献修养——获取文献的能力、使用文献的能力、特别是考证批判文献的能力——越高的文献修养，则带来越自由的学术研究。
事实上，我国目前学术界的问题在于：讲政治、讲主义的太多，但是利用文献进行科学而又精确分析的不多。这或许是对我国学术进步的最大掣肘。
借用赵晓力教授在《201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上所讲：
这些年来无论参加本校的论文答辩，还是做其他学校的校外评审，我突出的感觉是，我看到的毕业论文，特别差的没有了，特别好的凤毛麟角，大量的论文的评价就是两个字：平庸。看多了，我发现很多论文都和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期刊网。它们的命题从哪儿来？中国期刊网；它们的资料从那儿来？中国期刊网；然后它最好的归宿也是：中国期刊网。这样的文章，借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用论文生产论文”。
对于大学教育，萨维尼认为：
关于大学，人们有一种明显错误的观念，把理论性的教育与实践性的教育对立起来，据此，大学教育的目标被确定为：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传授那些最为单调贫乏（最必需）的知识。借助于书籍，这个目标显然更容易实现。然而，大学教育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引导我们进行科学研习，使我们对科学的任何领域都不再陌生，或者至少使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即能够以最容易而又最深刻透彻的方式去掌握我们所欠缺的知识。
最后，他指出：
法学的学院性研习目标应该定位为：引导学生掌握法学领域内的所有东西。譬如，关于绝对法学研究，[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我们应该熟练掌握法的解释、历史与体系，也就是说，要么已经了然于胸，要么至少自己能够弄清楚在哪儿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读完萨维尼的论述，陈寅恪先生的话回荡在耳边：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人说，陈寅恪先生是“贵族史家”——或许吧，自由的研究，确实是“贵族”才做得来——精神上的贵族。
参考：
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Kindle位置1929-1932).法律出版社.Kindle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