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星空灿烂，“百家争鸣”之后，儒家成为最大的赢家。何以如此？冯友兰先生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圣人孔子、亚圣孟子，这两代儒家掌门人，他们的思想之精深、学识之渊博，固然盖世无可及，而其后的杰出人物，更将儒家思想大放异彩。
这里不妨大致梳理下儒家思想的绵延发展——几代横空出世大儒的巨大影响。“孟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政治的”，对于儒家经典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注疏。
由西汉董仲舒奠定的，以儒家为正统的考试制度，成为之后两千年科举制度的滥觞。他以“阴阳五行”学说，阐发出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对维护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到唐初，太宗李世民曾亲自下令，并指挥学者们对儒家经典注释出标准官方版，以适应时代，也就是统治需要。
至唐代后半叶，韩愈“道统说”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家的时代已经到来。新儒家的主要来源主要有三条思想路线：儒家、佛家（禅宗影响最大）、道教。但是直到11世纪，新儒家的思想系统才明确形成。
新儒家发展到北宋“二程”，趋于成熟，程颢程颐是亲兄弟，他们分别开启了“心学”与“理学”。有趣的是，前辈周敦颐、表兄弟张载，邻居邵雍，这些当时的新儒家巨擘大儒，住地不远，关系密切，常来常往。群星荟萃，成为佳话。之后南宋朱熹、陆九渊分掌理学、心学，这两人还是过从甚密的朋友，互相交流与辩论，是少不了的。心学在几百年后王阳明手中，绽放异彩。
程朱理学，由北宋程颐开创，到南宋朱熹发展到顶峰。朱熹是谁？这恐怕是一个不需回答的问题。从蒙元开始，每一个读书人都要苦读朱熹作注的《四书》，那是入仕科考的必读书目。朱熹的新儒家“理学”思想，是朝廷力推的意识形态。
理学思想突出一个“理”：理是永恒的，“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一切事物，都是其理”。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理，理使它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桌子有桌子的理，椅子有椅子的理。“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所谓“性即理也”。
任何事物都有他自己的理。如果说到人，可以解释为，善人或恶人他们各自禀受了不同的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人性。国家也有国家之理： 想要繁荣稳定，一定要遵循国家之理进行统治； 反之，违背国家之理，就会陷入混乱。按照孟子的两种治道的划分：王、霸。朱熹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
陆王心学，由“二程”中的哥哥程颢首创，在南宋陆九渊手中发展成熟，到明朝王守仁推至巅峰。核心思想是，“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理学的思想只有一字之差，却有了根本的不同。在理学的系统里，理永远在那里，不管有没有心；而心学则是，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
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就是“致良知”，以此思想对《大学》赋予了新的意义，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致良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悚惕恻隐之心焉”。看到小孩子掉入井里，马上会生出担心害怕的不忍之心。 这就是人本性的表现，最初的反应，就是良知，遵从这种“知”去做，马上去做。不要犹豫，如果存了“私意”，就是添了小智，丧失至善。“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心学鼻祖程颢有云：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与心学在精神修养方面，都格外重视“敬”。理学一派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也说，格物需用敬，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普通的智能练习，才能见性，才能达到顿悟的目的。心学方面，程颢也说，“学者需先识仁，仁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儒家“主敬”的思想，在后世学者们身上常可看到。晚清重臣曾国藩就有过“诚敬”的主张。
应该说，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曾经或继续在中国甚至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程朱理学的受主要是文化学者、官僚士绅等上层人物；阳明心学的拥趸上至官员学者，下到贩夫走卒，更为亲近民众。程朱理学遭后世诟病的主要为对人思想行为的束缚，但可以提升人文修养；而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内心光明”之说，也曾遭遇打压，后世很多人对其推崇备至，因其不可磨灭的光，穿越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