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起码还能有写追问，为什么要有一门专门研究法理学的学问？

对于律师来讲，他们必须要通晓法律，但实际上很少阅读关于普遍性主题的书籍。

普通大众的观点是，立法者和法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知识渊博，但律师只需要拥有相应的辩论技巧和法律知识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学习法理学的人不可能全部是精英，但永远只能是社会的一小撮人，只有他们才把法律当做整体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加以学习。它与任何直接实用的目的无关，它本身就具有意义。因为，法律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值得法学家，还应获得包括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在内的，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一切知识分子的关注。

法理学究竟有什么用呢？这一疑问的发出者一定是个外行，内行人听得出来，这个“用”字的真正含义。法理学在西方等同于法哲学，哲学是无用之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出过贡献吗？如果指的是这一疑问的“用”，答案是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一点用处，那就是他们让后人知道了雅典的存在，也让人记住了雅典。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个人为整个共同体或者国家做过什么，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反思，国家为我们做过什么吗？当然，我所指的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下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思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过什么，难道不应该反过来问问，雅典究竟为他们做过什么吗？

现代社会缺乏的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也不是正义之类的空洞的词，而是缺乏来自精英的发自肺腑的心声。平民的崛起永远是无法控的，有时候我们都无法知晓谁是谁，无法分清敌友，只能在利益的权衡下小心做事。

但我们应该知晓，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劲的道德脉动，是来自于那些不顾当时人们的普遍认可，转而追求炽热的真理和正义理念的人。比如摩西和释迦牟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这些先知和殉道者是与时代脱节的，恰恰相反，他们表明了他们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和渴望。而现代社会中，我们很难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所听到的是迎合大众需要的没有理性思考的奉承，比如美国那位总统。

我们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发现规律，并且将现实情况完全归入其抽象原理当中，而我们则是要确定在现实中以及对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即价值所在。

在那些外行者看来，我们不过是一群玩着文字游戏的知识分子，整个社会的混乱都是由我们而造成的。但是法学家的作用就是去界定法律概念或者含义，你看最新的《民法总则》不就是在确定法律词汇吗（什么是自然人，什么是法人之类的）？以法律词汇界定国家的性质，是每个现代国家必然的结果，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无论能够做多少，国家和政府都必须遵行法治，其功能越是贴近一般的法律规则和方法，对抗压迫、腐败和专断行为就越有保证。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国家如何做，也只能大致符合法律标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现实情况以及实际权力的分配。毕竟追溯不法行为、抵抗和冲突至其根本因果关系的行动，最后必定要超出实在法和一般国家制度的框架。

我们必须承认，一切伟大的改革和立法运动都是从公众意见开始的。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这与前面提到的有些矛盾，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知道，这里的含义与前面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公众意见并不代表所有公众或者平民，真正能够提出公众意见的往往还是那些群体中的精英，只不过精英的背后需要的是那些盲目跟随的公众而已，人多力量大给予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在文明漫长的历史中，许多方面的第一步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早期阶段，往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际社会的运作当中。如果没有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便没有秦始皇的一统六国。如果没有没有卢梭对理想民主制的思考，也不会有康德理论的构建。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大可有人认为这种倒退历史的方法不值得采纳，但是任何建设都必须承认其根基所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到现在为止，我依然看不到法理学的这关键的一步，更多的是游走于其边缘而使得法理学更加分裂的一群人，他们不再关注于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是自以为是的拉帮结派。

我不知道法理学的未来如何发展，但《罗马法的精神》的作者耶林的话或许有启发意义，他说，法律的演进并不仅仅是以内在特性和环境为条件的无意识生长，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作的有意识的努力的结果。相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法律可能更具有目的性；它不仅从过去，而且从未来获得方向。在某些事情上，它可能偏离靶心或者达到目标，但在其核心本质上，它是面向未来的，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参考【英】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徐震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