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家里出来，天还是黑的，母亲往饭盒备上几块茶饼，稍洒些芝麻，绿中泛着白。门口附近大多是信箱，上面普遍刷满老式绿漆，邮差先生每天会来一次，清理收发件，我与他不算熟识，偶尔碰面只是微笑，或者凝视，他比陌生人好上几分，时常朝我打招呼。

母亲在书店工作，整天分类书籍，如果老板因私事不在，便充当临时收银员，薪水算不得高，工作也还体面，毕竟是跟文化人扯上联系，尽管她读过两年中学。店里废弃的信纸很多，都是标准的格式，受了潮或者出现破损，母亲觉得可惜，便一股脑带回家扔进我的卧室，读书写字应该是用得上，至少没有其他坏处，甚至说节省些开支，本来就吃着接济。

学校里长了一棵槐树，人们总喜欢怀抱它，我没有去，母亲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装作正常模样，街角处后瞥几眼，直到看不见她，然后七拐八拐溜进另一条路。邻近的店铺很多，尾处老太太开着家杂货店，里面有卖信封，都起了灰，好像客人是否愿意花钱都无所谓。我把每天捡到的硬币攒了起来，一块的，五角的，或者是一毛的，装满捡来的猪型储蓄罐，我喜欢收集杂物，但不花钱，所以我羡慕老太太拥有来自世界另端的宝库。老太太躺在摇椅上，藤制的那种，我站阶梯外看着她，她睁开一只眼，打望几下，又闭上，嘴里含着东西，旁边的大黄狗也趴着，舌头垂在地上。信封比商场的便宜，我偷偷去过几次商场，那是新的大陆，哥伦布也跟我一样发现过，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没有砸开那头猪，它实在足够可爱，但依旧是花光了所有钱买了信封，青石阶段透着股凉气，上面立根灰白色的路灯，我就这样坐下，掏出水笔和信纸开始写，低着头没有抬起。

对面是棺材铺和一株桃树，桃树还没有结果，只绽开了些苞蕾，老板也刚刚亮起灯。

三月的天气很多变，字垫在腿上，歪歪扭扭，蝌蚪蚯蚓般直打转，极为符合我的气质，我嘴角稍翘上些，没有缘由地笑，笑也极诡异，里面牙齿露出半颗。

“你好，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关于宇宙吗？”

“比如……火星！”

“火星很冷，没有氧气。”

我有些促狭，又不怀好意，只写了几句话，或许不该打扰更多的人，太多话也会有人嫌啰嗦。可我能时常看见太阳系里的所有星星，从紫索天文馆的那架望远镜开始，隐隐约约，宇宙该是蓝色的，班上没有人愿意相信，同桌也以为我新学了个笑话，甚至母亲调笑我。我觉得我应该证明什么，重新找个知心朋友，可以先聊聊火星，那是一个大到值得讨论的问题，专家们说过它与地球最像，人类迟早得大规模移民，我有责任关心局势。

“火星上有人居住，很原始的那种”。

“不，他们是另外的物种，并非人类！”

“那你说是哪种？侏罗纪还是白垩纪，或者寒武纪？”

“一时说不清楚，至少并不是人”。

我想我会和他交谈，他很不会说话，是个男的，也不怎么高，皮肤是白得犯病色，眼镜框架箍了一条粗绳，绑在后脑勺。

信丢进信封，没有标上地址，我写了很多份，每份也都画了个笑脸，带着诡异狡黠。老太太突然看了我一眼，站起，来回走动，双手放在胸口前比划十字，估摸着是基督教徒，或者说天主教，我至今没有分清，教堂扎堆般地生长，祷告方式也多样，母亲告诉我这是忌讳，从来不准多问，她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信仰者，可我却没有遂她的愿，世间很奇怪，也总会有矛盾，然后并存。

我从西路往东走，挨家挨户地放信，邮箱大多是空的，邮票很少见，普遍地是建国周年纪念版的。房主们没有起床，周围弥漫着窃喜，不知道谁会可怜他们遭受如此不幸，我想应该没有，人们都是足够酷的，城镇里也从不养鸡，没有打鸣。张老师家的邮箱最新，我只扔了一张信封，信被抽了出去，因与果是时常存在的，寄信人与被寄信者在思想上至少应该保持大体相似，而不是存在阶级关系，人与人法律上是平等的。

邮差先生八点开始工作，是标准的北京时间，跟我放信差不多，仅差着他是挨家挨户地收信，我悄悄地尾随，着急那些信的归宿，灯黑得很快，像极我眼里的光。他特意抽出我的信，摆在邮箱上方，临走又摇摇头，从地上捡个石子压住，接下来如法炮制。直到最后一封死去，他尽完了他职业素养，我耷拉脑袋，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是自言自语。石头和信封放进书包稍有些重，估计是一条大草鱼的量，我极讨厌鱼的腥和无味，或许是人的爱好差异，感觉也自是不一样。

现在看什么也都像石头，夏天极易捂热，又硌人，稍不比圆润的玉。中学时代的人不甚友好，我也懒得交际，朋友该是有一个，已经骤然死去，既不能复生，又难以开辟。母亲逐渐忙碌，离家的时间渐多，不再顾得上我，我往杂货铺跑的次数增多，老太太会给一定的优惠，笔买了很多，信越写越长。

我问他多久才会再次出现，从梦里脱离。

他没有回答我，都断绝在那天，信从未寄出，只放在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