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过来，别过来！”在一片漆黑的小树林里，阿琥看到大伯提着巨大的南瓜灯向我缓缓走来，看不清他面部的表情，不知他是笑着的还是凶恶的？阿琥只是被周遭的气氛吓住，满眼都是树上的南瓜灯、树下的小坟堆，脚异常自觉地往后退着，远远地躲着。
这是阿琥儿时多次梦到的画面。不知从哪一天起，阿琥儿时的记忆便是从大伯身上开始的，伴随着惊恐和伤感，以至于夜深人静时我仍然不由得想起这个特别的大伯。
祖母生了八个，四儿子四女儿，大伯是家里最长的儿子。听祖母说，大儿子很善良，很有担当，与兄弟姐妹同甘，为整个家庭分忧。在阿琥出生那会，全家人都很高兴，大伯总是抱着阿琥亲来亲去，特别喜欢他这个小侄子（阿琥爹是老幺）。阿琥长大后也许能想象到那疼爱的眼神和爽朗的笑声，但肯定没能想到后来的命运线。
据说大伯得帕金森是因为离婚。
90年代的离婚并不普遍，在我们这种乡村也是更加少得可怜。大伯母为何提出这个惊动全屋的要求，大伯与她怎样撕心裂肺地争吵，还有两个堂哥的年少无知嚎啕大哭，这些阿琥都不清楚。阿琥只是不能接受大伯因此而精神崩溃，最终被家人抛弃在后山坡那间土坯房里，而大伯母带着两儿子住到了仅仅距离500米的隔壁屋落，恍如两个世界的人。自此以后，大伯彻彻底底地精神失常，做着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在阿琥六岁左右，他母亲在小学教书，小学与我家就隔了一道围墙，所以母亲常因工作带着我睡在学校办公室。也不知大伯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那个房间，总是深夜站在窗外围墙边的高地上用石头砸窗户，并且口中谩骂着一堆听不清听不懂的脏话。被惊醒的阿琥透过月光看到外面摇曳的黑影，吓得缩进被窝傻傻地哭着，母亲抱着他安慰着他：“别怕，别怕。”阿琥慢慢停止哭声，听着玻璃哗哗作响，不敢作声，那时他一度以为窗外的不过是一个吓人的影子。
后来阿琥开始记事了，同时也成了一名留守儿童，被祖母抚养到初三，直到高中寄宿。他渐渐知道自己有一个不太正常的大伯，也开始了解到乡亲邻居们口中的流言蜚语，不禁跑去询问祖母往事种种，这才解决心里的些许疑惑。
大伯住的那个土坯房全是黄泥土做成泥砖砌成的，一张破旧的木板床，铺上凌乱的稻草杆子，盖上脏兮兮的床单和被褥，一把快要散架的木椅子，空荡荡的屋子，湿漉漉的没有加工的”原生态“泥地板，这便是大伯的居室。祖母每天会送午饭和晚饭过来，在一个竹篮子里放着盛好饭菜的大碗，日复一日地在家里和大伯家往返。有时祖母会带着阿琥一起，也是直到那时，他才真正看清大伯的脸。怎么说呢？面目狰狞？还是瘦骨嶙峋？给人的直觉就像是脸色苍白的戒毒人。但眼睛，大伯的眼睛却异常的好看，可能是多年不问世事，可能是根本不懂外面的世界为何如此，眼神纯净，没有飘忽不定，特别犀利尖锐，似乎含着太多憎恨，抑或是一种自我保护。阿琥有些害怕这样的眼神，即便是祖母，也会拿着拐杖以防万一，毕竟大伯并不知他们是谁。
后来送饭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上了初中的阿琥，阿琥欣然接受，希望自己能帮祖母做点什么。从起初哆哆嗦嗦进大伯家门（实际上连门都没有），把饭碗放在门槛上拔腿就跑，到后来大摇大摆，甚至进他的卧室观察一下里面有什么异常。尽管条件如此恶劣，祖母也还是井井有条地安置着大伯的生活，把床单被褥洗干净，缝缝补补好多次，泥巴地板扫得一尘不染，叮嘱和训斥他，教他怎么刷牙洗脸洗澡。物质现实和家庭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大伯的爱依然不能断，祖母不怪天怪地，也不曾见她去找过大伯母的麻烦，只是用最朴实简单的方法让大伯过得更好，哪怕一点点。
从阿琥家到大伯家那条路，虽然杂草丛生，下雨天会泥泞不堪，可还是给阿琥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他居然测试过来回一趟的最短耗时，一路狂奔，盯着手表，为自己敏捷的速度感到惊叹不已；也曾被脚下缓慢蠕动的蛇吓到，脚悬在半空中，没有踩下去，呆滞在那好多秒，近距离观察着此生最怕的生物；有时会停在半路野山坡，摘着野草莓，边吃边望向田野那头的大伯母家，难免为大伯感到不值，难免有点愤慨。
稻香牵引着凉风，凉风夹裹着稻香，扑打在脸上，阿琥想着，没有什么爱恨情仇不能随风而去。
然而，在阿琥快升初中那年，应该是他见到大伯的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次邻居们看到大伯在附近游走，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回家紧关大门，包括祖母。阿琥会站在窗边等着他默默离开，然后告知祖母可以打开大门了，整个过程就像躲避暴风雨和野兽的小动物恢复平静生活一般。
如今的大伯见到人就会打骂，已经有很多人受害于此，于是大伯的名声也就越传越远、越传越恶劣。祖母提起过，祖父还在的时候，大伯和祖父对打过，大伯拿着斧头直接往祖父身上挥过去，所幸祖父年轻时练过武，身手敏捷，没有受伤。听了之后阿琥好久都无法释怀，既惊恐也很是感伤，这样好的一个人变得连父母都不认识，把世上所有人都看作罪恶之源，恨不得让世人都消失，究竟一个人的情感极限在哪里？这容易受伤、容易疯狂的脆弱感情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当然，所有人都厌恶大伯不仅仅是因为这些。
在某段日子里，隔几个早晨阿琥和祖母就会被大伯惊醒，还是一如既往地咒骂，一如既往地拿东西砸门，只是工具从石头换成了塑料袋，袋子里装的竟是大伯的排泄物。阿琥是有洁癖的，这样的事发生无疑让他心生厌恶，也更加没有想到大伯会失常到这种境地。那些日子祖母叫上阿琥的堂兄清理门窗，他就站得远远的，唯恐避之而不及，心里也无数次怨恨大伯的所作所为，无数次感到无奈和伤心。为什么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全家都陷入难堪和悲痛？为什么明明白白的一个好人，变成了众人唾弃的可怜虫和众人惧怕的“疯子”？
阿琥常常从别人口中听到关于大伯的议论，“岳疯子”、“疯子大伯”等等难以接受却又无法反驳的外号在乡亲邻里间传开，大家都不觉得这样的称呼有失礼仪，精神病等同于疯子，不在乎使用哪个词更为恰当。然而这些话语往往都戳在阿琥一家人的心上，要表现得跟个没事人一样，也要表现得略带关心，顺其自然仿佛在此刻尤为重要。一边感慨命运的捉弄，怜悯大伯悲惨的人生；一边学会自我慰藉，好好守护着只剩下阿琥这些家人的大伯。
终于，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某个阳光明媚的晴天，阿琥爹他们三兄弟和两个堂哥带着一帮子熟人，五花大绑地把大伯送上了去市精神病院的车，大家都盼望着大伯能够康复。
几个月后，大伯穿戴整洁地回来了，那时二伯家正盖新房，在阿琥家办厨和睡觉。一切那么顺理成章，大伯来帮二伯母烧灶火打下手，大家在一张桌上吃饭。大伯认得他们所有人，且能叫出名字，生活也可以自理，只是仍然那么瘦削，仍然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透过阳光，大伯的眼神不再尖锐，炯炯有神，眉目之间英气十足，像极了阿琥祖父。
好事成双，两堂哥把那间土坯房拆了，新修了水泥房。新的白粉墙、新的水泥地、新的木房梁，一切都是新的，大伯总算过上像正常人的生活，两个儿子没有忘记他这个当爹的，这可能是大伯最值得开心的事。祖母也算是少了许多牵挂和担忧，全家人都为事情的发展感到知足和欣慰。
“你还在这啊，还以为你回家了呢！”外婆家的邻居婆婆惊疑地问着看电视的阿琥。
“没啊，放假了，家里又没事。”阿琥打算在外婆家再住几天。
“你家人没跟你说？你家里出事了！”
“啊？怎么了？我不清楚啊！”阿琥紧张地坐立起来。
“你大伯走了，听说是，是上吊。”
回到家的时候是晚上了，祖母一个人在家，面无表情，“你大伯走了，你知道吧？”
阿琥示意地点点头，“他们都去帮忙安排后事去了吧？”
祖母没有说话了，只是低着头。
那天晚上，堂伯把阿琥喊到大伯家去了，堂哥们都没回，只能让他去守灵，乡亲们来悼念总得有个人跪在棺材旁。阿琥跪在那，伏在地上，一直没敢抬头，叩拜的人在头前来来去去，带着风，卷着尘，蜡烛的亮光忽明忽暗，散发着莫名的悲伤。
没有听到祖母撕裂的哭声，古稀之年，儿女们连葬礼都没有让她去，怕她哭坏身子。大伯永远地长居于更偏远的山坡杂林中，静谧无声的角落，坟前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完完全全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祖母哀叹过，大伯是清醒了，可太过清醒了。他想着自己疯了十多年，害了乡亲，连累了家人，想着即便康复了也是一个罪人，一个给儿子们添加累赘的无用之人，想着这么多关心他的人和那些他曾爱得深沉的人，往事再提，青春已逝，过不去的坎他依然没能过去，清醒让他不知所措，让他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所有人都没料到大伯会用自尽的方式给人生划上句号。
再也没有做过那个熟悉的噩梦，也没有梦见任何与大伯有关的事物，只是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时而回忆起重重往事，发觉大伯走得太干净，把好的坏的都埋进了土。去年春节前给大伯扫墓，阿琥几堂兄弟遇见了他两个儿子。这么多年扫墓都是分开的，从没撞到一起过，尴尬气氛可想而知，只是寒暄几句，便都默默蹲在那烧着纸钱。
大家都没法忘记，就只好假装忘记。
大概七年了，阿琥再没走过那条路，没有去过大伯的房子。不知道为何那时候祖父会把大伯安排住在那个野山坡？为何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带他去医治？为何！为何？为何。所有人都不会再追问细想那些不好的回忆，选择性失忆成了幸福生活的苦口良药。爱情、亲情、婚外情，在流言、离异、自缢中胡乱搅拌，支离破碎的人心与家庭，无言的寂寞与忧伤，充斥于这一场戏剧般的人生里。
愿悲伤随风而去，佳人随尘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