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拥有电话机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我家是村子里仅有的有电话机的几户人家之一。而在队上我们家最先有电话，那时候我大伯家都还没有电话。
在那之前的某一年，我们家也是队上第一个拥有黑白电视机的。还记得，当时大伯建新房时，把他老屋的电视机拿到我们家一起播放，两台电视同时放同一个电视台的电视剧，我们家那个小一点的电视永远比大伯家那个大一点的电视要快一两秒。为此，我大伯还耿耿于怀。
不过，那台电视机和之后的几台电话机，都在早些年完成了它们在我家的使命——电话机烧了，电视机卖了。我本来是想留着电视机的，后来我不在家的某天，收废品的用50块钱就从我妈手里买走了电视机。
我妈告诉我原因，说那个小东西堆在那里碍事。可是那时候的她，连坛子里发臭的鸭蛋、柜子里起虫的棉絮、架子上过期的药品她都不曾觉得碍事呢！
有电话机的那一年，队上的小孩子已经不再来我们家看电视了，第一人因为父亲的脾气，第二人因为别的人家也开始有了黑白电视。但是电话是队上其他人家没有的。所以，后来来我们家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就多了，而我就是那个喊他们接电话的人。
记得最清楚的是陈家的电话，基本每个星期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傍晚陈家的三儿子都会打电话过来，一般是会跟我们说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后再打过来，我接到电话后，就走到大伯家附近的马路上，冲着对面山脚下的房子喊：“陈大爷，陈大爷……”有时候运气好，喊了几声就听到了，有时候没有回应，看着门没有关，就会换着喊“陈大娘”。
那时候我的视力可真是好啊，他们家土场里的鸡仔鸭仔都能数得清清清楚，那时候的嗓音也很大。有队上的人家在他们家附近干活且又知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会喊着回应我，说他们不在家。
然后他们家的大黄牛就“哞哞哞”地叫了。
有那么几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后来他们家买了个诺基亚，我就再也没有在坳上喊过“陈大爷”了。
喊过最远的一个大娘，是我们队上最偏僻的一个房子。在我们家也是看不到他们家的，也得去我大伯家附近的马路边喊，他们才能听得到。
基本上，外面打来的电话都是在傍晚时分。相距最远的那大娘的儿子来电话的次数是极少的，他偶尔会回来几次。自从他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外地，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工作。
对于打电话的人，我妈从来没收过他们的钱，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我妈也不会过问他们是打长途还是短途。有人问为什么不收钱，她说五毛钱能打三分钟，一般人打个电话三分钟也足够了。没必要收钱，都是亲戚。
我妈虽然不收钱，但偶尔也会抱怨，抱怨什么呢？总之不是因为打电话不给钱。而是因为有的人满腿泥巴就走到我家去打电话了，或者打完电话也不说一声就走了，甚至有时候连电话都忘了挂上……当然，也有值得欣慰的事情，有的人会在打完电话后留下五毛钱或者一块钱，或者在下雨天脱了鞋子再去打电话。
随着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不仅是因为碍于情面，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家直接从没有电话就被诺基亚替代了，自然而然的，我们家也就没什么人来打电话接电话了。我也就结束了几年“唱山歌”的职业生涯。
队上也有些人家，直接越过没有黑白电视机买了彩电。我们家已经算不上是第一户购买彩色电视机的人家了。
我爸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手机，是我大姐读书的时候用的手机，他当时的那个手机号码，一直用到今年家里牵了网线，才换掉。
又没过几年，我家的电话被撤销了，电话机也就和黑白电视一样，成了弃儿。最后，成了污染环境的一股股浓黑的烟雾。
顺便也带走了我一部分童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