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倘若问凭什么判断一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回答是要看问题引起的行动。他说伽利略掌握了一个真理，但是一旦这个真理于他有性命之忧，他便轻易的放弃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伽利略的真理还不如火刑堆的价值。反之，他说他倒是目睹了许多人，觉得人生不值得过而轻生了事。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理解问题，那么《小丑》的爆红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很多现象级电影必然在于引起了人们感情上的共鸣。1995年周星驰的彩星公司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大话西游》上映，随即两岸三地同时惨遭滑铁卢，这部当年的大制作既导致了彩星公司的破产，也拖垮了西影。但是时隔两年以后，从内地的高校开始，这部两年前的票房毒药变成了爆款，它的影响和话题几乎能够与内地上映的第一部功夫片《少林寺》相媲美，只不过前者以高校生和网民为主（那个年代上网还不普及，网民还属于高学历群体），而后者则是全民性质的。现在看来《大话西游》的走红恰恰在于周星驰本人那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也就是对于传统上的本质、中心和基础的批判和解构，简单说就是颠覆传统，将传统进行解构，将原有的中心变成边缘，将原有的边缘变成中心，从这种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会在大学里走红的原因——高学历人群对于独立人格以及独立思考的渴望。或者换句话说，经过了两年，内地的高校生终于看得懂它了。

那么《小丑》又为什么能够爆红呢？这部DC宇宙的衍生片于10曰4日在北美上映后，随即登顶北美周票房冠军，同时创造了北美10月份上映电影首周末最高票房纪录。IMDd数据库9.9分、烂番茄指数69%、爆米花指数89%，在国内豆瓣评分9.7，媒体一片喝彩，赞美之辞溢于言表，使得这部电影几乎到了“众望所归”的程度。随后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小丑》更是一举拿下金狮奖。这样一部没什么大场面，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充满了灰暗压抑和无比的沉重，它凭什么在全世界红成这副德行呢？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一本学术性质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这本著作里，皮凯蒂率领他的团队用详尽的数据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顽固性，西方世界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他否定了“库茨涅兹曲线”的倒U形假说，即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扩大，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缩小，呈现倒U形曲线。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欧洲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在1914年到1945年中急剧缩小，主要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而不是经济规律，相反他认为西方现行的制度中不存在什么自动调节机制。根据他的结论，从1987年到2013年，全球最富有的人口（主要在欧美）年均财富增速是6%至7%，而全球人均财富增速只有每年1.4%，所以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财富差距能够用“温和”形容，2012年的欧洲，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六成以上的全国财富份额，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72%，更重要的是，这种差距还在加速扩大化。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必然问题丛生，就像电影中的哥谭市。

《小丑》这部衍生自《蝙蝠侠》的奇怪的作品，其故事就发生在蝙蝠侠的城市哥谭市。我们的主人公亚瑟是哥谭市的一个社会边缘人，用他的话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出喜剧。他出身卑微，生活贫困、压抑、悲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小时候被养母虐待，导致精神疾病。他一生的经历都是谎言和欺骗，除了艰难的在社会夹缝中四处碰壁，没有过温暖，没有过美好的事，也没有人在意他，他唯一得到过的关注是成为笑料。

与之相对的是以托马斯韦恩（蝙蝠侠的父亲）和莫瑞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他们普遍拥有较好的身世，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素质，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他们没什么为富不仁的证据，也没有欺压弱者的主观愿望，但是他们都坚决维护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

这两类人日常没有任何交集，他们像是生活在各自的平行宇宙里。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却不仅是亚瑟的悲惨和贫穷，而是他所仅有的一点点的失去的过程。影片的创作者其实非常克制，完全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渲染，只是忠实再现了已知故事的发生。这个过程带给观众的似乎是一种绝望，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亚瑟一点一点变成了“小丑”——DC史上最邪恶的反派。从亚瑟手持广告牌讨好路人的舞蹈，到小丑癫狂、自信和欢畅的楼梯舞蹈。从亚瑟在家里手枪走火的惊慌，到演播室里枪击莫瑞的干劲利落。从亚瑟在精神病医师面前狂笑的抽噎，到众目睽睽下用血给自己画上的笑脸。对亚瑟来说，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他终于奋起反抗，就像影片最后亚瑟微笑着低声吟唱的：“这就是生活，看起来也许很好笑，有些人就是故意，践踏别人的梦想，但我决不会灰心丧气，因为这是个冷漠的世界”，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反社会人格的小丑诞生了。对于哥谭市来说，它最大的噩梦也就此诞生了。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落入好人与坏人、黑色与白色的窠臼，就像我们用不着强调亚瑟本来是善良的或者以托马斯韦恩和莫瑞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富人对于穷人的压迫之类，因为这种思路是一种需要得到一个答案用以安慰自己的心理，是一种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加以仇恨的对象以平衡自己的心理，这两者的心理动机都是有害的，前者是奴隶心态的基础，后者是反社会人格的心理根源。

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亚瑟更加善良，托马斯韦恩也没有什么邪恶的表现，甚至就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要我们是正常的，我们肯定更喜欢与托马斯韦恩这类人打交道。不仅由于后者是亿万富翁，也许更因为托马斯韦恩这类人肯定更加理智、更加有修养、更加有爱心以及责任心——一个有着良好家庭传统，拥有悠久的“贵族”文化和财富基因，眼界开阔且接受过良好的文化、礼仪、体魄和谈吐训练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人倾倒呢？而相比之下亚瑟则很可能更加缺乏这些品质。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受到虐待导致心理疾病的人，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得不到任何爱护和关怀，可能还经常被别人欺负，能够善良理智到那儿去呢？于是现实中后一种人我们多半敬而远之。但是于一个社会来说，极端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割裂是会波及到每一个人的。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人能够遁世远避，即使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也会被这种割裂所吞噬。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类似的社会倾向似乎非常明显。

近些年走上西方政坛的政治人物迥异于我们习惯中的老牌政治人物，就像特朗普。我从不认为特朗普是个“小丑”，更不认为他是个笑话或者无能者，相反，这个人不可小视。在我看来，特朗普对于美国的现状看的非常明白，他很清楚依靠美国的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扭转这种割裂的局面，他采取的方式是——抢劫。他谁都抢，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蛋糕作大，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也不是没有试图缓和矛盾，只不过奥巴马的方式更加传统——“劫富济贫”——既然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贫富两极分化，那么就让富裕阶层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吧。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商人国度来说谈何容易。所以特朗普当选后，马上致力于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政策。这个亿万富翁的所作所为，说到底不过是继续维护富裕阶层的利益，以巩固地位，同时通过“抢劫”作大美国利益蛋糕，从而在不伤及上层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抚慰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弥合社会的鸿沟。个人认为，如果用前任来比较这两届美国总统的相似程度，那么奥巴马政府更像是罗斯福，而特朗普本质上更像里根。所以说我们应该放弃幻想这个判断似乎更加切合实际。

《小丑》中的细节也相当有含义。一群身着燕尾服和晚礼服的上层人士，观看的却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剧场里的笑声，除了用讽刺形容，再难有其符。比如亚瑟的精神疾病：紧张、害怕、苦恼、沮丧、悲伤时且是抑制不住的狂笑，这种狂笑不单单表示这些不安的情绪，它更加代表了像小丑这种社会的边缘人，要生存就必须将这些不安情绪隐藏起来，就像电影中小丑的台词：患精神病最糟糕的是，所有人都期待你假装自己没病。电影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丑与蝙蝠侠的同时诞生——蝙蝠侠这个DC宇宙中最著名的超级英雄，博学、顽强、正义的哥谭市的守护者，正是因为小丑造成的那场骚乱而诞生的，而小丑却也正因为以蝙蝠侠的韦恩家族为代表的富裕阶层而诞生的，换句话说，正是蝙蝠侠制造了小丑，于是正应了那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影片中的面具人群说明哥谭市还有很多亚瑟一样的人，亚瑟的小丑只是其中的代表，只是一个点，创作者用这一个点给我们揭示了哥谭市的一个刨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哥谭市来说，就算亚瑟没有变成小丑，那也会出现罗宾汉小丑或者堂吉诃德小丑，就像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为自己制造的掘墓人，这种宿命不可避免。顺便说一句，总有人说马克思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是无知的，至少在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圈子里，马克思学说还是一个标杆，他从来没有过时。

有人说影片缺少社会层面的宏观叙事，局限于个人情感叙事上的刻画，升华不够。但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多少有点落伍，今天电影艺术的张力几乎全部来自于对个人情感的深刻挖掘，几乎摒弃了结构与细节合理搭配的叙事方式，出色的电影一般都致力于简洁的镜头语言和点到即止的留白式叙事，只注重过程的描述和情感的细腻捕捉，至于如何理解，给出什么样的结论，则完全交由观众自行决定，这种叙事方式，是今天艺术作品的主流。再者，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个小丑的遭遇，已经能够说明千千万万的小丑的命运，何必要画蛇添足搞什么宏观叙事呢？

相比于西方，《小丑》在有限的中国观众评价里是两极分化的，而且说好的人很大程度上将视角集中在小丑的扮演者杰昆菲尼克斯身上——这哥们儿确实演绝了。于是有人斥责中国人仍在梦里，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即便真是如此，那反倒也证明将我们惊醒的巨响还没有发生，不是吗？于是也许我们还拥有一些缓冲时间，避免我们走到西方现在的地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极分化的评价也许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