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日的下午，太阳如金色的轮子，永不停歇地转着——秋日的阳光不灼人，使人沉醉在温暖中。我们在乒乓球台旁挥汗如雨，可精力没有被阳光所晒蔫，并像夏日的青草，茂腾腾而不安地生长着。
也就在那时——那个人，出现了，我假装在一旁打着乒乓球，却在默默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他很矮，可能还没三四年级的小屁孩高，身体很臃肿，衣着很普通，甚至有些寒酸，皮肤很不自然地呈枯黄色，像上百年即将死去的老树，艰难地屹立着，好像随时会倒下，然后再也站不起来。当我把目光投向他头顶是，我才发现：他是秃头！头顶如一片不毛之地，没有一根头发，很纯粹，让人不禁联想到被潺潺的溪水沐浴上万年的光滑的鹅卵石。
我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的到来似乎并不新奇，所有人好像把他当隐形人，各干各的事儿，谁也不说话。仿佛他来或不来毫无区别。
他缓缓走到乒乓球台旁，他的动作很僵硬，像机器人行走，我都想上前拉他一把。
我们下意识停止了玩耍。
他走到我的对面，刘涵主动让开了。
这是我才发现，他手上紧握着一只乒乓球拍。那乒乓球拍很新，没有一点污渍，与他有许些带有嫉妒心理的格格不入。
他发球了，球很顺利地弹了过来，我接，他也接，我接，他也接……我很惊诧，他居然对球的落地如此了解，力度竟也是不差，近乎完美。他打球毫无表情，有时也不知在咕噜咕噜说些什么。“啪”，我一个球过去，这次他没有接到，球越滚越远，他像一个顽皮的五岁孩子，追着球跑——只不过他的“跑”，还没我们走的快。终于，球停了下来，他像一头笨拙的狗熊，艰难地蹲下，慢慢捡起球，继续打——刘涵曾准备帮助他，但一帮，他就要抢，死活不停解释。有时他也很“狡诈”，先把球打向球台的东北方，再用反拍打向西北方。我往两边跑着，争分夺秒，累得气喘吁吁。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笑的样子：嘴扭曲着，露出几颗参差不齐的门牙，比哭还难看。
天色渐渐暗了。学校快关门了，我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回家。走的时候，刘涵叫住了我，小声问：“你知道刚刚那个孩子的身世吗？”“你知道？”“他和我一个补习班的……”
“他以前一直很健康，活泼开朗，有很多朋友。从他七岁时，一到晚上就不停地喝水，听人说，一个晚上几乎要喝三大瓶水，他家人曾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可医生不耐烦地说：'喝水还不好吗！'他家人没办法，只好又把他带回了家。直到他十三岁——大概正在上初中，在夜里突然发高烧，他家人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出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且压迫了大脑神经，自我平衡感极低，走几步就会摔倒。他在医院住院，因化疗剃光了头发……他们家并不富裕，加上每天成万成万地向往流出，无疑雪上加霜。手术后，脑子里的瘤被祛除，可头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刀疤，然而，这次并没有除根，留下了后遗症，医生说：'三年不复发久平安无事。'可他能撑过三年吗？……”
“……"
走出校门，黎冰晗指着前方：“看，前面好像有人骑自行车摔倒了……"我顺着方向一看，是他——命运多舛的他，有人把他扶起来。他的脸被擦破了，夕阳把他的脸映的血红，红的恐怖……
现在，不知“他”近来可好。不知他是不是……不，不可能，他一定会好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