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名大学生，那你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类投票。那么请回想一下，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你自己所决定的吗？你的选择有没有受到问题的措辞和顺序的干扰？如果把问题换个方法再问一遍，你的答案会不会有改变？问题的设定者是否可以通过问题操纵你的答案从而获得他所想要的投票结果？

请看下面的这个问题：

假设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比寻常的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 多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疾病作斗争，这里有两套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实施方案A，能够挽救200人的生命。

如果实施方案B，能够有1/3的概率挽救600人的生命，有2/3的概率无法挽救任何人。

你支持哪一个方案？请记下你的选择。

再看下一个问题：

假设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比寻常的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 多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疾病作斗争，这里有两套  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实施方案C，将有400人死亡。

假如实施方案D，有1/3的概率没人死亡，有2/3的概率600人都会死亡。

你支持哪一个方案？请记下你的选择。

你也许已经发现，AC选项实际上是同一个选项，而BD选项也是同一个选项。假设你像你想象的那样理性，那么如果你支持A选项，那么你同时也一定支持C选项;如果你支持B选项，那么你一定同时支持D选项。

然而实际上你真的是这样选择的吗？

这个问题源自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在1981年进行的一次有关医疗方面的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实验。实验中他们发现，在第一种情境下，72%的人选择了A选项，多数人选择了肯定能挽救200人的方案，而不是用600人的生命做赌注。然而在第二种情境下，虽然两种情境实际上是等同的，却有78%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了。他们愿意赌一赌，而不愿意接受400条生命的丧失。

上面的这个例子稍微引申一下，你就会惊恐地发现这种现象会出现在生活中几乎所有决策当中。我们理想中的决策模式：权衡利弊再做出决策，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觉而已。仅仅是把问题换了一个形式，我们的决策就会马上做出反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权衡利弊”无非只是为了自己的选择辩护而已。

为什么问题仅仅是换了一个形式，人们的决策就有如此巨大的反转？这两种说法真正的区别在于描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以收益的角度描述，而后者是以损失的角度描述。人们对损失和获益的反应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框架效应”。特维尔斯基和卡特曼认为，决策框架是“决策者所拥有的的有关动作，结果以及某一特定选择可能引发的有关情况的一系列概念”。他们认为，决策框架部分是由问题形式决定，部分是由社会规范、习惯和决策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本文主要讨论问题的不同形式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决策框架的存在对医疗决策也有显著的影响。一个有关内科医生对肺癌治疗的决策研究显示，当手术结果以死亡率描述时，选择手术而不是保守治疗的医生的百分比为58%;而当以存活率描述时，这一比例则为75%。也就是说，即使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所做出的生死攸关的重大决策，也会受到决策框架的影响而难以做到“权衡利弊”。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令人非常不安，试想当你失去意识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你的小命居然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一个不知是什么鬼的心理学效应的影响，而最难以接受的是受到影响的主刀医生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决策受了影响……

那么重点来了：我们应该怎么避免框架效应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把换个形式描述决策的利弊，你的决定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个决定就是可靠的。好吧，不一定可靠，但至少它比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的决策可靠得多。

实际上，在我看来，当你知道决策效应这个东西的存在的时候，它对你的影响就已经大大减小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知识，当你知道它的那一刻，就已经对你造成了深刻的改变，而在我看来，许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恰恰就属于这一种。当然此处所指的心理学和大众所理解（或者说误解）的心理学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人们对心理学的种种误解有无数的槽点可吐，以后大概会写一篇咆哮风格的文章吐槽一下。

对了，顺便题一下，提出决策框架模式的心理学家之一，丹尼尔·卡尼曼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科普著作《思考，快与慢》。

该篇文章是斯科特·普劳斯所著的《决策与判断》第六章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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