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姓氏印记着时代特征
通过对目前东营地区940个姓氏归类分析，其中万人以上姓氏32个，千人以上姓氏157个，百人以上姓氏299个，不足百人的姓氏641个，其仅有1人的姓氏168个。东营排在前10位的姓氏依次是王、张、李、刘、孙、陈、赵、杨、徐、高，共有95.5万人，占到总人口的44%，其居首位的王姓就达19.3万人，占总人口的9%。以姓氏命名的乡镇12个，原为乡制现属社区的13个。姓氏地名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遗迹，活着的历史。
（三）饱经历史沧桑的移民史
在黄河口多元文化中，移民文化是其一大特色。黄河口地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聚集区。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黄河口人，操着当地乡音，带着不同的文化和风俗汇聚到这里。依靠黄河口资源，拓荒开垦，勤劳创业。在黄河口这方神奇的土地上，赋予了东营1800多个自然村村名深厚的文化内涵。迥异而奇特的村名，记载着历史的印痕，诉说着忧患兴衰，验证着沧海桑田。而那鲜活、灵动的村名，又似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组成了一部和谐雄壮、自强不息的民族团结乐章。黄河三角洲，一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宽乡”。是流民的归宿，是拓荒者的家园。洪洞与枣强，成了黄河口移民永世难忘的一处心中的圣地。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便令其从山西洪洞县和直隶枣强县移民至黄河口，由此东营姓氏得以繁衍、壮大，人口逐年增多。据考，这次大移民，牵及全国。先让其到洪洞和枣强去集中，再签发到山东各府县。除此之外，也有直接从原地迁往黄河口的，如从河南、江苏、河北盐山、山西太原等有关族姓。但从洪洞和枣强移居黄河口的为数最多。移民到黄河口后，有的与坐地户（土著）姓氏聚族而居；有的在原有村落遗址上定居，但不改村名，有的以其姓自立村庄；还有的分支在几个村庄而居。清代和民国时期，黄河口的姓氏又有所增加。有从临边县份迁居此地的，有因黄河泛灾迁居此地的，有逃荒谋生迁居此地的，也有投亲靠友和为官居此地的，还有为守祖坟而从外地回迁此地的等等。有据可查的黄河口移民，始于北宋哲宗（1086年）年间至元末明初，形成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从洪武二年至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仅正史有记载的大规模移民就有18次之多，辐射今天共和国版图上的18个省（市）500余县（市、区）。如今黄河口的县区均属于移民安置范围，但在正史中记载不多，可从一些家族的族谱中得到证实。1931年编纂的《利津县薄氏族谱》记载，薄氏“始（迁）祖讳庸，自有明洪武二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城东南15里薄村迁来利津县樊家寨境，遂以姓名庄（薄家庄）。”广饶县颜集乡苏王村《苏氏家谱》记载：“始祖苏文强于明洪武二年自直隶枣强县迁此立村”。北徐楼村《徐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徐聘由山西洪洞迁来此地立村，取名徐家园子，后因村中建楼房一座，故更名徐家楼”。垦利县郝家乡后缪村《缪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缪中元及其三子缪守自枣强迁此立村”。黄河口顶端的大多数村庄就是那时形成的。利津县城西南部的村庄大多是洪武二年自直隶枣强迁入，如利津县原南宋乡37个自然村有33个是从河北直隶枣强迁移来的，县城东北部则大多是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入。据统计，东营市外省移民建立村庄的，主要来自河北、山西两省，个别来自河南、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湖北、陕西、四川、天津、浙江十省，合计建立村庄675个。此外还有部分老百姓自发的进行移民，近的有淄川、滨州、博兴、章丘，远的有浙江、湖南等地盐民、盐商、灶户、逃荒户到这里定居形成村落。
（孙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