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3日  星期五  沉淀心情  沉淀记忆

　　昨晚下班时，在回家途中唯一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偶遇独自溜达的岳父。

　　舅佬倌的小面馆不忙时，岳父经常一个人在沈阳市府广场附近闲逛。

　　远离了故土和亲友，岳父比我岳母更显孤单。

　　虽然同在沈阳，岳母现在每天有我老妈陪伴，两个老邻居总有说不完的话，显得不那么寂寞。

　　岳父就没有那么幸运，除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三个孙儿孙女，普通话一直讲得不好的他在沈阳几乎没有别的朋友。

　　岳父的孤寂，可想而知。

　　前些天，爱人告诉我，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喘得厉害，爬到我家所在的九楼都有些吃力。

　　我知道，年轻时和我继父一起在挖煤的岳父，一定会有我继父一样的职业病尘肺，只是病情没有我继父那么严重罢了。

　　昨晚偶遇岳父时，我告诉老人家过几天带他去做个检查，看看肺部什么情况。

　　岳父说不用检查，我们挖煤炭的都那样，检查也没啥子用。

　　听岳父这么一说，我突然联想到了继父的死，想到了这个多年老邻居兼亲家男人的病故对岳父心灵的创伤和打击。

　　继父的去世，不仅让岳父失去了一个可以随意吹牛、胡乱笑骂的挚友，也让岳父再次深刻意识到尘肺这个恶魔对健康和生命的无情掠夺。

　　我不曾问起，岳父也不曾说过，但我相信他会从我继父的死想到自己有些凄凉的明天，想到那越走越近的命运宣判。

　　记忆的触角，也再次随着岳父无比复杂的心情回到三十年前，回到继父还在挖煤的艰难岁月。

　　三十年前，在我们老家农村，挖煤虽然是个比较挣钱的行当，但一般人不会轻易涉足。

　　那时，人们还没意识到尘肺这个病魔会给挖煤师傅的余生带来巨大的痛苦，人们之所以排斥挖煤，是因为这个行当实在危险，随时都有生命之忧。

　　那时老家的小煤窑，十有八九都是非法开采，或由各村投资兴建，或由个人单独运作，自主招工，自产自销，挖煤师傅没有任何保险或是保障。

　　那时老家的小煤窑，大都选一个坚硬的岩口，顺着山势往里掘进，挖出几十米或数百米长、勉强可以走立或微微弯腰行走的的主洞或主路，之后分成若干低得需要脚蹬手拽的支洞或支路，由挖煤师傅以匍匐的方式负重前行。

　　那时老家的小煤窑，挖煤师傅们使用的工具相当原始：刨煤用铁镐一样的抓（谐音，三声）子，运煤用篾片编织的拖子，照明用装着煤油的亮盒儿。

　　那时老家的小煤窑，煤矿内部并没有多少安全保障，既无照明设施也无排除瓦斯的设备，甚至连大小洞口都没有像样的支撑物，全由挖煤师傅们自行解决，往往是掘进一段，随意用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木头支撑了事。

　　那时老家的小煤窑，经常出安全事故，时不时的会传来某某煤厂又压死人的噩耗。常见的事故原因是塌方，挖煤师傅被残酷活埋在没有光明、漆黑一团的地层深处，有的连尸首都无法找到。

　　那时，大凡有男人在煤厂挖煤的家庭，家家都有这样那样的忌讳，比如每天早上不许说与死有关甚至是谐音的事或字，图的就是个吉利。

　　那时，挖煤的男人们大一早到了煤厂，老板或看厂的老头、其他无关人员也不敢乱说，否则会挨挖煤师傅的臭骂，有的挖煤师傅甚至会因为别人的一句不太吉利的话而放弃当天的工作。

　　不只是迷信，而是挖煤这个工作实在太危险了。

　　那时，每每继父去了煤厂，不管多晚，老妈都要坚持等他。

　　有时继父他们回家的实在太晚了，老妈和会岳母结伴去煤厂接自己的男人回家。

　　是的，某种意义上，乡村的挖煤师傅们从事的其实是无比危险的地下工作，随时都有不测，每天都有变数，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从煤窑里爬出来。

　　那时，只要经过那些小煤窑，你会看到挖煤师傅们的经典形象：穿着很少的看不见本色窑衣，头上缠着同样见不到本色的窑帕，窑帕里斜插着冒着黑烟一直燃烧着的亮盒儿，手脚和煤一个颜色，光着脚丫，怎么看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尤其是他们的脸，黑黑的，脏脏的，根本认不出张三李四，也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两只不时转动的眼睛可以表明这是一个大活人。

　　一天工作结束，挖煤师傅们的嘴里、鼻孔里、耳朵里、指甲里全是黑黑的煤灰和煤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残留物，洗澡时需要往整块石头凿成的浴盆里不停地更换滚烫的热水反复搓洗。

　　如此艰难的工作，那时的工钱却少得可怜，挖煤师傅每挖一百斤煤，只有几毛钱的收入。

　　大一早进入煤窑工作，晚上八九点收工，一整天的收入不会超过十块钱。

　　并且这些挖煤师傅的本职工作是种地，只能利用农闲时节挖煤挣钱。

　　相对别的工友，继父那时更为辛苦。

　　自从和我老妈结婚，自从成为四个孩子的继父，继父的负担一下加重了若干倍，不得不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

　　别人是农闲时才来挖煤，继父却没有这个待遇，农忙季节依然要去煤厂，一天也不敢耽误。

　　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家里要开支，三个孩子要上学，买种子和化肥的钱也没有着落……

　　那时，每到春天插秧前，继父白天挖煤，晚上回家赶牛耕田，一忙忙到深夜，回家迷糊三五个小时，次日一大早又去挖煤。

　　那时，每到继父抹黑耕田，老妈都要举着亮盒儿或是火把，顺着田埂来回小心走着，给掌犁的继父和拉犁的耕牛照亮。

　　那时，继父每每从煤厂领回工钱，有了五块的整钱，从来都舍不得用，叮嘱妈妈放好，为我下学期积攒学费。

　　从一九八二年秋天老妈带着我们改嫁到岩上开始，继父一直从事着高强度的挖煤工作和繁重的农活，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一直到我参军入伍，一直到我军校毕业开始挣工资的那个秋天。

　　这一忙，就是整整十七年。

　　现在我才搞清楚，继父犯病的时间不是二零零零年，而是一九九九年的秋天，也就是正式提干的那一年秋天。

　　继父的病，是突然发作的，肺气肿加上肝腹水，还有严重的胆囊炎和重度的胃下垂。

　　那时，和继父一起挖煤的师傅们已有人得尘肺去世。

　　继父有些绝望，决定放弃治疗，老妈怎么哭着劝他都不好使。

　　这一切，继父坚持不让老妈告诉我，怕我分心，怕耽误我在部队的工作。

　　二零零零年春节过后，当时的邻家女孩、后来的爱人和我小妹从俄罗斯打工归来。

　　在小妹的陪伴下，我和邻家女孩相约回老家结婚，正赶上继父的病情加重和他拒绝治疗。

　　几乎是在我和小妹的哀求和强迫下，继父才跟着我和小妹到万州三峡医院作了全面检查，之后连续用药一周，终于控制住了病情，也让继父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带回去准备结婚用的几千块钱几乎全部给了医院，在老家结婚的计划泡汤，只好带着邻家女孩回漠河边防操办了一场十分寒酸的婚礼。

　　渝夫  2012年3月23日6时35分写于辽宁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