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有幸成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的一名团员。
一九六三年的六月一日，我们团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国小朋友演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童声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还得到了台领导的表扬。
休息的时候指导老师说：你们谁家要是有收音机就好了，你们的家人现在就可以听到你们的演唱了。从那天起，我最大的奢望就是想有一台收音机。
一九六八年我初中毕业，我和我同龄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临行前的一个星期妈妈问我：“除了要准备的新被褥、新书包、还有新鞋子以外，还需要什么？”我壮着胆儿说：“我想要一台收音机。”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整，爸爸就嚷开了：“什么？收音机？那是咱们这样的家庭能买得起的东西吗？你可真敢要。”爸爸这一嚷吓得我再也不敢说话了。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妈妈说：“霞啊，我和你爸一宿也没睡，你爸说让我和你商量商量，要是买个收音机也可以，但是，妈妈原来答应你的新书包、新脸盆、还有那套新被褥，咱们可就…… ”说到这儿，妈妈哭了，我也哭了 ，我说“妈妈，我什么都可以凑和，就是想要一台收音机。想听听我们合唱团的歌……"
第二天，爸爸真的抱回家一台收音机。我和弟妹围着这台收音机高兴了一个星期。弟弟要听“小喇叭”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妹妹则要听郭兰英的歌，而我最想听的仍然是少年合唱团的歌曲。
一星期之后，我抱着这台收音机，背着在家用了很多年的旧被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落户。只可惜原来在家收到的许多台在这里都播不出来。只有可怜的三 四个台，庆幸的是，在距北京千里之外，在三 四个台中我找到了北京台，听到了少年合唱团师弟师妹的童声。这童声伴我度过了在内蒙古插队时最艰难的岁月。
我们同宿舍的八个女生为这台收音机取名为“灯塔”因为当时的收听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听得真切，每次我必须用手臂把它举得高高的，在蒙古包里不停地掉换着方向，尤其是在深夜在大草原的映衬下，这台深褐色收音机右上角那个小小的红色的二极管一闪一闪的，真的就像一座灯塔。虽然当时没什么世界名著播出，但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后来根据小说拍成电影的《小花》和《桐柏英雄》都是我们同宿舍八个女生的最爱。这挡读书节目使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小的“灯塔”引领我一步一步的向文学的殿堂靠近。
1973年我调离内蒙古的时候，我不仅对文学产生了如醉如痴的梦想，更是有了一本厚厚的个人作品集。2000年3月10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苏京平老师主持的《人生热线》脱口秀擂台赛，我凭借自己对广播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取得了擂主的殊荣。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我只知道我和收音机有一段不解的情怀，我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段不解的情缘。
此时，注视着这台收音机，给这篇文章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终于可以把自己与收音机的情结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情缘说给大家听了。
现在我电脑、有了手机、有了爱 paid、有了无数个先进的电子产品，但这台收音机仍然是我的最爱。这台收音机陪伴我从北京到内蒙古，又从内蒙古陪伴我回到北京。今天它仍然摆在我家最显眼的位置，它仍然是我不解的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