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水田里茁长成长的禾苗，田田的翠翠的烟叶，不由得想起了被我搁置心里快要遗忘的童年和少年。
我的童年和少年伴随着劳动，是心酸的。
小时候，家里并没有很多的田，三亩八分田样子，一年两季，从来不跟人换班，也请不起人，也没人来帮忙，完全是靠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小孩来完成这个活计。青黄不接是每年都会上演的，然而也没有饿死人，反正我是没吃过草，没吃过树皮，没吃过糠。
父母一直都没有因为我是女儿就让我像村里的其他几个小伙伴一样在家里晒谷子，做饭，而是和他们一样做田里的事。农活的启蒙应该就是从拔草捡猪草开始的，一筐筐的猪草，用镰刀一棵棵锹回来，还要在水渠里一棵棵洗干净，那双芊芊玉手，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变得粗糙的。
农活最苦的时候，应该是双抢吧，先要割稻，打稻，完了要翻田，再紧着插秧，这是一个连续性劳动，时间拖久了就会减产，所以要争分夺秒，起早摸黑，谓之“双抢”。直到今天我还可以细细回味出当初的感觉：热，渴，饿，累。
割稻子的时候，那时傻里傻气的我，不戴草帽，不穿长袖，还认为这样会凉快些。一双手臂和双腿膝盖下部分被水稻叶子划伤是小事，一条一条的，稻虫也来凑热闹，时不时叮你一个小包。最要命的是晒啊！真晒，正是六七月天，火辣辣的太阳，起初晒到脸上，辣辣地疼，后来没知觉了，只是一个劲儿冒汗，汗珠子比黄豆还大。我只需光着手臂割半天的稻子，手臂就会晒得发红发烫，第二天再晒一天，整个双抢季，我的脸和双手就要持续性“高温”了，到了晚上睡觉，我就尽量让我的双手与凉席增加接触面积，这样可以吸收更多的凉意。慢慢变黑，脱皮，不光是手臂脱皮，我的耳朵，我的肩膀，甚至脸上都要晒脱皮。到了双抢的尾季，最惬意的事就是给自己撕下那一层死皮了。
割稻子的历程，是一段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而插秧，则是在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了。从我七八岁下田劳动开始，父亲就让我沿着田埂插秧，一开始四棵，后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从四棵到六七棵，到八九十，从田埂到田中央。我是喜欢插秧甚于割稻子，因为插秧有水，可以稍微减轻点暑热，但是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一低头，被烈日炙烤了许久的水蒸汽扑面而来还是让人窒息。插秧，得弯腰，插完一排得后退，双手脚并用，速度才能提上来。从田的这一头，一路插到另一头才算完，偶尔可以直下腰，看看离终点还有多远。我这种关键时刻才用上的书生，到这时候真是叫苦不迭了。插秧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到了晚上，那双手啊，那双腿啊，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睡觉时连翻身都很小心，碰哪里都疼！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父母一大清早去开早工没有拉上我，使得我可以睡个稍微满意的自然醒。
最羡慕的事当然就是那些家里没有种田的人了，他们不用做农活，可以尽情享受暑假。还记得，插秧休息的间隙，我们都坐在随手垫把稻草的田埂上，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看啊，这田多难种，你是超生的，没田也没地，你要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就好了。读书时候的我，确是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敢懈怠半分，生怕没有田地的我，被父母丢弃，饿死。现在回想，就是因为父亲的那句话，一直支撑着我，激励着我。所以我认为作为父亲母亲，不仅要给予孩子物资上的东西，还要给予孩子精神上的粮食，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精神的支柱，帮助激励他们走完十二年的寒窗苦读，特别是苦逼的三年高中生活，否则以后考不上大学，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生活不顺利，都会怪罪于父母。
我是幸运的，我的父亲母亲一直激励着我，我也一直铭记着我的使命。后来现代科学解救了我，有了袁隆平研究出的杂交水稻，不用饿肚子；有了抛秧技术，不用弯腰插田；有了收割机，不用弯腰割稻。由于父母年纪大了，今年家里索性把田承包出去，不种田了，我也不用劳动改造了。
上阵子得知家里那边已经好几个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没毕业，终日沉迷于手里电脑游戏，不愿意读书，中途要辍学了。我除了震惊就是感慨，现如今父母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好吃好喝好穿甚至好陪（父母陪读），他们却不愿意好好学习了。不知道他们心里究竟是什么想法，我们那时候一块进城读书的小伙伴们，不管成绩好与坏，都是使劲要读书，唯恐要被赶回家种田，再怕对不起父母那每一年塞给你手中沉甸甸的人民币。而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抵制不住网络的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吃过那样的苦，体味不出今天生活的幸福。再者，现在的大人们也没什么事做了，也不想去做事，就如我们班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父母都是打麻将的，赌钱的，不用做事，也能供家里三兄妹读书。读书与否，生活照旧，有吃有喝有玩，何必要苦读呢？
一阵风吹过，烟叶在煽动，禾苗在摇摆，我的心也在晃动，这时我突然深刻地理解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老汪的孤独形象。同时我又疑惑，难道只有我的童年少年是苦逼的，难道我的父母辈的教育方式过时了？
